我们以往读中医、读医史，大多依赖传世典籍，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历代典籍传抄、增衍、讹误等问题，使得上古至中古医药史的源流考证、技术还原、体系建构始终存在文献孤证、年代模糊、史实存疑等学术短板。相较于传世医书的文本叙事，考古出土的药物遗存、医药器具、医药图像等实物材料，是未经后世修饰、可科学核验的第一手原生史料，是重构中国医药史、厘清中医药起源与发展脉络的核心实证依据。

2022年底，由中国中医科学院牵头申报的“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道地药材源流的本草考古研究”成功立项，其中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承担的课题“全国考古出土的本土药物遗存的调查与整理”以探明我国考古出土的本土医药遗存家底为目标，旨在全面、系统地调查并整理我国出土的本土医药遗存的种类、数量和馆藏情况，为本草考古研究提供实物支持。

近日，作为结项重要成果的《中国考古出土本土医药遗存调查报告》正式面世，终结了国内医药考古遗存零散化、碎片化、个案化的研究现状，以全域普查、系统整理、科学释读、多证互勘的学术范式，构建起国内首部体系化、标准化、数据化的本土医药考古研究成果，为医学考古学、中医药史学、文物考古学交叉领域提供了基础性学术典籍与研究范式。

长期以来，我国医药考古研究呈现分散化特征：相关遗存散见于各遗址发掘简报、博物馆馆藏图录、专项考古论文中，缺乏全国性、长时段的整体梳理；研究多聚焦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河北满城汉墓等明星个案，大量中小型遗址、地方性遗存、小众医药器物长期处于未刊、未释、未归类状态。同时，学界尚未建立统一的医药遗存判定标准、分类体系与释读规范，制约了本土医药史的精细化研究。

本书立足史前时期、夏商周时期、秦汉时期、魏晋隋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六个时段，完成全国范围内考古出土医药遗存的系统性普查与归档，突破以往断代研究、个案研究的局限。全书严格遵循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基本原则，将考古遗存划分为出土药物遗存、医药器具、涉医药图像三大核心门类，统一遗存定名标准、年代断代依据、器物功能界定规则，首次完整梳理中国本土医药技术、诊疗体系、药材利用、医疗制度的演进脉络，填补了我国全域性医药考古综合调查报告的学术空白，为医学考古学这一交叉学科奠定了基础研究框架。

本书区别于单一历史学或考古学著作，深度融合考古学、药物化学、文献学、中医学、科技史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医药遗存置于整体考古遗存背景中，聚焦文献未载药物遗存的考古出土情境，与共存医药器具及其他遗迹遗物的关联，实现传统文史考据、考古实证与现代科技检测的深度结合，构建全新的医药史实证研究范式。

本书开创性地将史前考古中植物考古学与中医药学研究方法相结合，拓宽了史前植物考古的研究视角，为研究古代先民对具有药用价值资源的动植物遗存的认识和利用提供了新思路。我国东南地区保留了大量丰富的史前动植物遗存，以往的植物考古多集中在对植物种属的鉴定与分析，关注农业起源、环境与人类生业经济研究，对植物资源利用与本身价值与功能关注较少。前期调查工作显示，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盛储植物药的陶器；余姚井头山、田螺山等遗址发现了传统中药灵芝，这些发现表明我国中医药学源远流长，可上溯至距今约8000年。近年最新的考古发现中，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由于饱水环境发现了通常情况下难以保存的有机质遗存，包括烘烤过的花椒(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最早利用的证据)、核桃(早于文献记载数万年)等。本研究从早期药用植物资源利用与中医药学溯源的角度重新审视史前时期的考古发现，为解决我国早期本土药物资源“家底”不清、源头不明问题提供了新渠道，也为揭示中药认知体系、道地药材产区的时空分布研究提供了考古实证。

近现代学界关于中医药起源、早期诊疗技术、古代外科发展、上古药物利用等诸多议题，长期存在争议，核心症结在于实物证据不足、体系梳理缺失、时空脉络混乱。本书通过海量考古遗存的系统梳理，以考古实证夯实中医药文化溯源的硬核学术根基。

本书依托史前至明清医药遗存，结合古DNA鉴定、残留物检测等科技手段，梳理出从新石器时代药食同源，到夏商周巫医合一，再到秦汉医学体系成熟的完整演进路径，清晰呈现中医药从经验实践到系统理论的发展过程。通过唐代官式药匣、标准化储药器具遗存，印证中古时期官方医药管理、药材炮制、药剂存储的规范化制度，完善古代医疗制度史研究内容。通过宋元明清成套外科手术器械等遗存的系统考证，实证中国古代具备成熟的外科诊疗体系。

作为一部基础性、工具性、创新性的学术专著，本书兼具史料典藏、学术研究、学科建设、成果转化多重核心价值。

在学术研究层面，本书汇总部分未公开刊发的医药遗存资料，完善了中国古代医药遗存数据库，为医史研究、考古研究提供权威、系统的基础资料，可作为高校考古学、中医药史学、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的核心参考教材。

在学科建设层面，本书规范了医药考古遗存的研究方法与释读标准，完善医学考古学交叉学科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框架，有助于引导田野考古与资料整理过程中对医药遗存的科学辨识、系统提取和有效保护与深入研究，从而推动医药考古逐步成长为具有明确方法论支撑的专门研究领域；同时，以考古遗存构建古代药学“历史样本库”，推动传统药学史研究向文献考据与实物互证、科技核验、多维立体的现代研究模式转型。

在文化传承与应用层面，本书以实证材料系统阐释中华医药文明的历史积淀与实践智慧，为中医药文化溯源、文博展陈提供学术支撑；书中收录的古代药材配伍、炮制工艺、外治技法遗存，也为现代中药研发、中医特色疗法创新、古方活化转化提供了珍贵的古代实践样本，实现基础考古研究与现代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学术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