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球化叙事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人经济”，出海已不再是企业的可选项，而是中国产业升级与国家竞争力重构的战略必答题。

2026年6月，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在香港发布《中国企业出海趋势及案例研究报告(2025)》。这份历时两年、横跨“始发地”珠三角与“目的地”东南亚的系统性研究，基于对美的、比亚迪、OPPO、立讯精密等代表性企业的深度调研，以及对马中关丹产业园、泰中罗勇工业园等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实地考察，构建了一幅中国企业全球化2.0时代的全景图。研究团队采取了“始发地”与“目的地”双向追踪的研究策略，这在同类研究中尚属首次。

研究的学术起点，源于2023年深圳宝安区石岩街道的一线调研。彼时，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发酵，叠加全球供应链重构与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一批电子制造、家电配套、精密加工类中小企业正面临订单收缩、客户外迁的现实困境。调研发现，大量企业已向越南、泰国、印尼等地转移部分产能，但这一出海行动带有强烈的“被动避险”色彩，呈现“走一步看一步”的特征。这究竟是短期避险行为，还是长期结构性调整？

两年后的报告给出了明确判断：中国企业出海已进入一个由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内产业升级迫切需求、企业内生增长动力增强三重力量共同驱动的全新阶段，其本质是从“产能外溢”向“产业生态构建”的系统性跃迁。

一、空间布局的结构性重构：全球产业转移的第四波浪潮

理解当前中国企业出海的空间逻辑，需要首先把握二战以来全球产业转移的历史脉络。报告将这一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战后重建与首次转移（1950s-1970s）、东亚崛起与二次转移（1970s-1980s）、全球化高潮与“世界工厂”形成（1990s-2000s）、范式转换与价值链重构（2010s至今）。

这一演进的核心逻辑已从单一的成本驱动，演变为效率、安全、韧性的多元考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关键转折点——危机重创了泰国、印尼、韩国等国的货币和经济，而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不仅稳定了地区经济，更让国际投资者看到了中国作为“制造基地”的汇率风险避风港优势。此后，东亚生产网络从单一雁阵模式转向“共赢三角”结构：日韩台占据技术/资本密集型的高端环节，中国沿海承担劳动密集型组装，东南亚及其他地区提供资源与初级产品。

进入2010年代，这一格局再次被颠覆。劳动力与土地成本上升、中美战略竞争加剧、AI与自动化技术降低了制造业回流的成本，共同催生了“中国+1”模式与多极化全球生产网络。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全球空间格局经历了一场根本性重构。

1.1 数据所揭示的空间极化

从流量看，亚洲已成为中资出海的绝对主航道。 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922亿美元，流向亚洲的比例超过八成，单年投资流量从2020年的1123.4亿美元稳步攀升至1536.7亿美元。相比之下，欧美投资因安全审查趋严和地缘博弈升温，整体陷入平台期甚至收缩。这种“亚洲热、欧美冷”的鲜明反差，标志着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航道已完成战略转场。

从存量看，亚洲作为“战略压舱石”的地位不可动摇。 截至2024年末，亚洲地区投资存量累计超过2.2万亿美元，占据全球存量的半壁江山。这种存量的规模化聚集意味着中国企业在亚洲的布局已突破了单纯的项目投资，转而进入构建生产网络、研发基地与金融平台的深水区。

东盟已成为这一布局中最为关键的“核心区”。 2015年至2024年，中国对东盟投资流量从146.0亿美元攀升至343.6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十年间规模增长超135%，增速远超全球平均水平。东盟已从“重要市场”升级为“不可或缺的生产基地和供应链伙伴”。

1.2 空间重组的双重驱动力

报告将这一空间重构的驱动力归纳为“外部拉力”与“内部推力”的协同作用。

外部拉力是全球分工逻辑的根本重塑。早期对外直接投资多以获取欧美品牌和技术的“逆向投资”为主。随着全球供应链逻辑从“效率至上”转向“效率与安全并重”，近岸化、区域化布局成为主流。在此背景下，地理相邻、产业配套成熟且与中国供应链高度耦合的东南亚，自然成为构建韧性供应链的首选。

内部推力是国内产业结构的战略性升级。要素成本上升与“双碳”约束增强，推动劳动密集型及资源加工环节向外迁移。东南亚凭借劳动力红利、基建改善及RCEP制度红利，承接了中国产业的梯度转移，实现了国内供应链在空间上的跨国延伸。

二、东盟五国的功能分化与梯度结构：超越“成本洼地”的认知

报告对东南亚五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的深度分析，超越了简单的“成本比较”框架，揭示了一个功能高度互补、梯度分明的区域生产网络。这种差异化布局，本质上是全球价值链在区域层面的功能再分配。

2.1 新加坡：合规治理中心与离岸金融枢纽

2024年末中国对新加坡OFDI存量达1026.4亿美元，年度流量178.9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流量的9.3%，在东盟各国中遥遥领先。其AAA主权信用评级与极度自由的资本流动环境，使其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运营的“制度锚点”。

字节跳动将全球总部设于新加坡，承担全球内容政策与合规管理职能；SHEIN 2022年将控制主体迁至新加坡，以降低欧美市场监管风险、优化IPO路径；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均在此设立东南亚区域管理机构，构建起“资本随产业出海”的金融基础设施。远景智能2023年将AI物联网操作系统业务总部迁至新加坡，标志着新能源科技型企业开始利用新加坡的高端人才储备与科研环境进行全球研发布局。

新加坡的本质功能已从“跳板”升级为“中国企业全球化运营的管理中枢与制度屏障”——企业在此建立的不只是区域总部，更是一套能够对冲地缘政治风险、满足国际合规要求的治理架构。

2.2 印度尼西亚：资源垂直整合与重工业战略支点

中国企业在印尼的投资逻辑呈现鲜明的“产业链集群出海”特征。青山控股主导的中印尼综合产业园（IMIP），将上游红土镍矿开采延伸至镍铁冶炼、不锈钢炼钢及热轧冷轧的全流程生产，构建了全球最大的镍铁不锈钢产业集群。这一布局的深层逻辑是：通过在资源端锁定关键原材料，实现从“进口矿石-国内加工”到“就地采矿-就地冶炼-就地加工”的价值链重构，完全绕过了印尼原矿出口禁令的政策壁垒。

宁德时代则进一步推进了“垂直整合”战略深度——通过合资进入矿产开采，从前驱体到电池材料构建全链条布局，锁定核心原材料的供应稳定性。OPPO等消费电子企业则采取了深度的“属地化生产”模式，通过建立本地供应链体系与组装工厂，将生产职能与本地市场渗透相结合。

印尼的角色定位从“资源供应地”升级为“中国重工业海外制造基地”，其核心价值在于为国内工业体系提供上游资源保障的同时，实现了重化工业产能的空间延伸。

2.3 泰国：新能源汽车的区域制造与分销中心

截至2025年5月底，已有7家中国车企在泰国建厂，产能规划超60万辆。比亚迪全资建设的首座海外乘用车工厂2024年7月投产，从开工到投产仅16个月，展现了“中国速度”的海外复制能力。长城汽车通过收购通用汽车泰国工厂改造切入市场，广汽埃安入驻AMATA成熟工业园区快速投产——多样化的进入模式反映了企业对资本效率与时间成本的差异化权衡。

这一布局依托泰国“亚洲底特律”的既有供应链优势与BOI核心产业8—13年免税激励政策，带动了动力电池、电机、底盘模组等配套企业的集体迁徙。泰国的功能定位不仅是面向本土市场，更是利用RCEP原产地规则，将其打造为中国汽车工业面向整个东盟乃至全球市场的区域制造与分销中心。

2.4 越南：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的出口基地

越南北部（北江、北宁、义安）已形成以立讯精密、歌尔股份为核心的电子制造集群，深度嵌入苹果AirPods、Apple Watch等全球顶级终端产品的供应链。这一布局的空间逻辑在于：利用越南与珠三角的地理邻近性（供应链“极速联动”），将国内成熟电子元器件供应链与越南的低成本组装能力相结合，形成跨越国境的产业链闭合。

龙江工业园、铃中出口加工区、深圳—海防经贸合作区等平台，为中小制造企业提供了制度摩擦与基建成本的双重降低。越南的角色定位从“劳动力套利目的地”升级为“全球供应链重构中的关键节点”，其核心价值在于作为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出口通道”——利用越南与多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规避关税壁垒，维持对欧美市场的出口竞争力。

2.5 马来西亚：半导体封测与数字经济的战略节点

槟城集聚英特尔、英飞凌等300余家半导体企业，承担全球约40%的微处理器封装量。晶盛机电2024年在槟城布局碳化硅（SiC）晶圆生产，面向汽车和AI高端应用市场——标志着中国半导体材料企业开始借助马来西亚的产业基础进行高附加值环节的本地化布局。

华为云、阿里云在吉隆坡及柔佛州设立区域数据中心，既服务东南亚企业客户，也是在外部出口管制压力下转移算力资源的战略路径。吉利持股宝腾49%并深度参与其重组，则展示了通过资本运作介入本地成熟品牌、输出技术标准与产品线的另一种模式。马来西亚的功能已从传统制造基地升级为“技术密集型的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节点”。

三、产业分化的三重逻辑：传统、新兴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差异化路径

报告将出海企业划分为三大产业画像，每一类具有截然不同的出海动因、资源禀赋与竞争逻辑。这种产业维度的分化，是理解中国企业出海从“大一统”走向“精细化”的关键切口。

3.1 传统制造业：从“被动规避”到“主动进阶”的张力

以珠三角电子制造、家电产业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其发展路径深刻烙印着全球化的时代印记。多数企业早期依靠OEM模式融入全球产业链，但当前面临三大结构性封锁：

技术封锁——核心环节受制于国际专利壁垒，研发投入回报周期长、风险高。全球高端家电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仍主要掌握在日本和欧洲企业手中。

品牌封锁——以零部件生产或加工组装为主要环节，难以摆脱“廉价代工”标签，品牌溢价能力薄弱。

渠道封锁——国际营销网络建设成本高昂，难以触达主流市场终端。

在这一约束下，传统制造业出海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以美的为代表的领军企业，通过全球研发体系构建（2024年研发投入162亿元，近十年累计超1000亿元，研发人员超2万人）、跨国并购（收购KUKA、东芝家电）实现从OEM向自主品牌转型，海外收入占比已超40%。但大量中小企业仍在贸易摩擦压力下进行“规避型”被动出海——本质上是原有代工模式的空间延伸，而非竞争力的跃升。

3.2 新兴产业：技术非对称优势与“天生国际化”基因

新兴产业企业（新能源、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的出海逻辑与传统制造业有着本质区别。

竞争基础不同。 其出海竞争力并非源于成本，而是技术的“非对称性优势”——或在特定领域实现“弯道超车”（如动力电池），或凭借独特的差异化解决方案开辟新赛道。比亚迪以电池技术为核心优势，通过纵向整合动力电池、电驱系统和整车制造，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2024年新能源汽车销量达427万辆，蝉联全球冠军，这种体量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壁垒。

战略视野不同。 这些企业具有“天生国际化”基因——核心团队常具备海外教育或工作背景，产品在设计研发初期即针对海外市场标准和消费习惯。出海行为展现出极高的策略性与前瞻性：深度研判全球不同市场技术标准、政策补贴（如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欧盟绿色协议）、本地化需求，灵活采取直接投资、合资合作、技术授权等差异化进入模式。

规则参与程度不同。 领先企业已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参与规则制定”，积极将合规能力转化为核心竞争优势，参与甚至主导国际标准制定，构建更高的准入壁垒。

3.3 生产性服务业：从“伴随式”到“生态构建者”的价值跃迁

以云计算、SaaS、数字化解决方案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出海浪潮中尚未被充分认识的“隐形力量”。

这类企业的出海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与“伴随性”——它们是中国制造企业规模化出海的“后援力量”，作为“数字化基础设施”伴随客户走向全球。阿里云自2014年起在全球多个区域部署数据中心和计算节点，为出海企业提供弹性计算、数据存储、人工智能和安全服务，本质上是在建设中国制造业全球化的“数字底座”。

更深层的变化在于，这些企业正从“服务输出”向“生态赋能”跃迁。其成功关键在于超越简单的功能提供，将目标市场在数据隐私、财税制度、语言文化及支付习惯等方面的独特性深度融入产品设计，以此构建精准匹配本地需求的准入壁垒。头部服务商通过构建集成化平台，不仅助力中资客户落地，更能整合当地资源，为整个区域产业生态提升效率——这正是从“伴随者”到“生态构建者”的质变。

四、出海模式的方法论：四种路径的类型学建构

报告将中国企业出海提炼为四种典型模式，这一类型学框架的学术价值在于，它揭示了不同产业属性、资源禀赋与发展阶段下的差异化全球化路径，超越了“跨国投资”这一笼统概念的模糊性。

4.1 产能出海（海尔范式）：阶梯式渐进深化的经典路径

演进路径：贸易出口→设立海外机构→本地化生产→研发与品牌本地化。这是传统制造业全球化的标准范式，其特征是“渐进式、阶梯式”的战略深化，每一步都对应着资源承诺与风险敞口的递增。

海尔在全球建立30多个工业园区、100多个制造中心，海外收入占比超50%。通过并购GE Appliances、Fisher&Paykel、Candy构建多品牌全球化运营体系，其战略核心是从“产品输出”到“能力输出”——不仅转移产能，更转移研发、品牌与渠道管理能力，实现“研发本地化、制造本地化、品牌本地化”三位一体的全球本地化运营。

4.2 柔链出海（SHEIN范式）：数字化驱动的供应链敏捷化

演进路径：第三方平台试水→独立站与私域流量→深度品牌化→供应链柔性出海。这一路径的本质是利用中国制造业的集群优势与数字技术，构建一种“全球触达、区域履约、敏捷反应”的新型供应链组织能力。

SHEIN依托广东服装制造产业链构建柔性生产网络，通过“小批量试产+快速补单”模式实现极致快速反应。其核心竞争力不在于产品设计本身，而在于前端数据（销售、浏览、退换）与后端生产（面料采购、裁剪缝制、物流配送）的实时闭环——这是一套将“中国制造”的组织能力数字化、标准化、全球化的系统输出。

4.3 数字出海（TikTok范式）：平台生态的全球化构建

演进路径：产品全球化→运营本地化→商业生态构建→全球合规治理。这一路径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产品（数字平台）本身具有“零边际成本复制”与“网络效应自增强”的特性，使得其全球化速度远超传统制造业。

TikTok截至2024年全球月活用户超10亿，其成功不仅在于推荐算法的技术优势，更在于高度本地化的运营策略——在多地设立区域运营中心、建立本地内容审核团队、适应不同国家的监管环境。从内容平台升级为数字商业基础设施（TikTok Shop），标志着中国企业首次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起一个“内容+社交+电商”的闭环生态系统。

4.4 文化出海（米哈游范式）：IP价值与文化符号的全球输出

演进路径：全球爆款产品→精细化社区运营→IP生态化衍生→文化符号输出。这一路径的壁垒在于“文化穿透力”——产品需要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同时获得认同，这对叙事方式、审美表达与价值观输出提出了极高要求。

《原神》实现“全球同步上线”并维持高频内容更新，通过持续精细化运营与社区维护，将中国美学元素（山水、戏曲）自然融入全球玩家的日常体验。其商业模式的本质是“IP驱动”而非“流量驱动”——通过构建一个具有跨文化吸引力的虚拟世界，实现从游戏收入到衍生内容、周边商品、音乐会等多层次变现。这是中国文化产品首次以“全球主流消费品”而非“猎奇异域文化”的姿态进入全球市场。

五、香港角色的范式升级：从“超级联系人”到“超级增值人”

报告专辟一章讨论香港的角色转型，这一分析框架对于理解中国企业在全球化2.0时代的制度需求具有关键价值。

5.1 “超级联系人”的历史贡献与功能边界

“联系人”角色的本质是通道功能——利用香港的自由港、普通法、国际金融中心等制度禀赋，为内地企业提供融资、贸易、信息对接的“桥梁”。在这一模式下，香港的价值在于“连接”，企业利用香港的国际化平台完成资本募集、贸易结算与国际商务对接。

但随着中国企业出海从“产品贸易”深化为“全球价值链构建”，企业对海外合规、资金融通、品牌溢价、技术认证的需求急剧上升，“联系人”的单维连接功能已难以覆盖企业全球化运营的全部制度需求。

5.2 “超级增值人”的新内涵：四个维度的能力升级

报告将“超级增值人”的功能拆解为四个维度，这一框架揭示了香港从“工具性平台”向“制度性枢纽”升级的内在逻辑。

区域总部与财资管理的战略中心。 香港拥有与国际接轨的税收协定网络（CDTA）和资金自由流动优势，是内地企业设立区域总部、离岸财资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首选。2025年港股IPO市场强劲复苏，全年117家新股上市，募资2856.93亿港元，同比增长224.11%。宁德时代2025年5月港股上市，IPO募资净额约353亿港元，创2021年以来最大规模新股发行纪录，巧妙采用Regulation S规则绕过美国SEC审计，精准对接中东及欧洲长线资本——这一案例不仅体现了香港的融资功能，更展示了其作为“制度套利平台”的独特价值。

国际高端人才的汇聚与培养枢纽。 香港通过“高才通”等计划精准吸纳通晓国际规则、法律及合规准则的顶尖人才。这些人才直接协助内地企业破解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壁垒与监管难题。依托世界百强大学集群，香港更成为内地企业海外管理层的实战培训基地，提供涵盖国际仲裁、税务筹划及ESG准则的专业训练。

中国标准输出与国际标准对接的中介平台。 随着中国在新能源、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等领域领跑，如何将“中国标准”转化为“国际认可”成为出海的制度性瓶颈。香港作为ISO及多个行业协会的重要参与者，能够协助内地企业在港进行产品认证、ESG报告审计及技术合规审查，为企业获取国际市场的准入“绿卡”。

创新成果国际化转化的赋能平台。 依托“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及香港优渥的科研环境，香港正成为内地原始创新成果进行“二次开发”和“国际化改造”的试验田。通过香港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进行专利布局，利用其创投生态进行早期融资，实现从实验室到全球市场的价值跃迁。

2025年10月，香港特区政府正式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2026年3月配套推出跨界别专业服务平台，涵盖金融、法律、会计、品牌推广、物流、通讯科技、基建及房地产、检测与认证八大领域。这一制度安排标志着香港从“市场自发”的服务供给，转向“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系统性能力建设。

六、海外产业园区：集群出海的制度载体与空间逻辑

报告对海外产业园区类型的系统梳理，揭示了企业集群出海背后的制度化安排。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至少80个产业园，其中亚洲41个，东南亚占亚洲总数的63.4%。这些园区在功能定位、开发主体、制度安排上的差异，深刻影响着入驻企业的运营成本、政策获取与风险敞口。

6.1 境外经贸合作区：政策背书下的制度套利空间

以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代表，由中资控股企业主导建设，经商务部核准或备案。其核心优势在于“制度套利”——凭借政府背书和双边合作协议，企业在土地获取、税收优惠（如15年100%所得税减免）、通关便利、融资支持方面享有制度红利。

截至2025年底，泰达合作区入驻企业近200家，实际吸引投资超38亿美元，累计销售额突破66亿美元，已构建保税物流、机械制造、白色家电、新能源等产业集群。区内设立公共保税仓、携手职业院校共建技术培训中心、首笔人民币境外贷款落地、CIPS合作备忘录签署——这一从“生产园区”向“综合赋能平台”的转型，反映了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功能深化方向。

6.2“两国双园”：对等联动下的政策创新试验场

中马钦州产业园与马中关丹产业园开创的“两国双园”模式，是双边政府顶层设计的制度创新。其本质是通过建立副总经理级联合理事会等高层协调机制，在两国各自境内划出特定区域，实现资源互补与产业链深度整合。

马中关丹产业园由马方股东持股51%、中方股东持股49%合资开发，重点发展钢铁及有色金属、机械装备制造、清洁能源、加工贸易与物流等产业。入园项目可享15年100%所得税减免、高管15%优惠个税、进口原料与设备关税豁免等政策组合。截至2025年6月，基础设施投资17亿元，入园企业产业投资120亿元，累计投资137亿元，累计工业总产值超1000亿元。关丹港新港区建成两个15万吨级深水码头，北控大马成为马来西亚唯一获准经营区域电网的外资企业——这一案例展示了“两国双园”模式在基础设施联通与制度创新方面的独特优势。

6.3 国央企主导园区：基建支撑下的战略支点

以招商局集团主导的吉布提国际自贸区为代表，这类园区的开发逻辑并非孤立的工业区建设，而是与“一带一路”重大旗舰项目深度绑定，形成“前港-中区-后城”的PPC综合开发模式——港口为园区带来物流及贸易服务，园区吸引产业集聚为港口带来货源，港口与园区为城区带来商业服务业，三者形成互相赋能的闭环生态系统。

依托央企信用背书与国家后盾，这类园区能够获得政策性银行和主权财富基金的长期低成本资金支持，在政治环境复杂或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为企业构筑相对安全的经营环境。

6.4 民企主导园区：市场驱动的产业链自组织

以青山控股主导的印尼IMIP园区为代表，民企园区的发育逻辑是“市场驱动”而非“政策驱动”。青山工业园的诞生源于对印尼红土镍矿资源的深耕及对当地禁矿出口政策的精准响应——这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锁定+产业链延伸”的防御性布局。

园区从红土镍矿开采到镍铁冶炼、不锈钢炼钢及热轧冷轧实现全流程生产。由于地处偏远，采取了高度自给自足的基础设施配套：自备火力发电厂解决冶炼行业的电力需求，万吨级深水港口和专属机场保障全球流转效率，同时配套星级酒店、医院、宗教场所、员工宿舍等生活设施，形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现代化海外工业新城。这一案例揭示了民企园区的核心特征——以龙头企业为核心驱动，上下游“抱团出海”，通过空间集聚降低物流与制度性交易成本。

七、结构性挑战与系统性应对

报告的价值不仅在于趋势总结，更在于系统性地识别了当前出海实践中的结构性矛盾，并提出了三层对策框架。

7.1 三大结构性矛盾

顶层设计缺位与微观实践的无序。 国家层面尚未出台分类清晰的出海产业指引目录，企业缺乏对国家整体战略意图的清晰理解，可能无意中进入地缘政治敏感领域。不同城市在推动出海时存在政策同质化与“内卷式”竞争——多地均鼓励企业前往东南亚同一国家投资设厂，缺乏基于产业比较优势的错位分工，可能抬高海外土地、人力等要素成本。国际谈判成果（如RCEP）向企业端的转化不畅，许多中小企业不了解也不会运用协定中的优惠条款保护自身权益。

民营中小企业的结构性脆弱。 中小企业大多难以摆脱“价格竞争”的红海，缺乏向“微笑曲线”两端跃升的战略路径与资源投入，利润微薄难以支撑高价值的海外本地化运营。对“两国双园”、境外经贸合作区等平台的政策和使用方式信息获取不畅，且这些平台产业生态尚不完善、生活及商业配套不足，难以真正满足中小企业的落地需求。

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最后一公里”缺失。 境内服务平台多集中于出海前的政策咨询与专业服务对接，对于企业在海外运营中遇到的劳资纠纷、税务稽查、社区关系冲突等本地化问题“鞭长莫及”。跨境法律、财税、保险、风险评估等专业服务资源分散，缺乏能够有效整合资源并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的牵头方。

供应链配套成本与系统性风险。 企业在调研中反映，在东南亚、墨西哥等地设厂后，超过60%的核心原材料和零部件仍需从中国采购。这不仅未降低对国内供应链的依赖，反而因物流链路延长、库存压力增大而推高了综合成本。从国家层面看，哪些关键产业链环节可以外移、哪些必须留在国内，缺乏全局性评估与战略引导——如果高附加值或战略性制造环节过快、过度外移，可能导致产业“空心化”，影响国家经济安全。

7.2 三层对策框架

政府层面： 制定《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合作指导目录》，明确“鼓励”“审慎”产业类别，引导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与数据处理中枢留在国内。实施差异化区域出海策略，将AEO互认、标准互通、职业资格互认等“软联通”议题作为国家层面双边谈判的优先项。设立RCEP等自贸协定咨询服务平台，帮助企业真正用好协定中的优惠条款。

企业层面： 鼓励“链主”企业牵头组团出海，对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共同布局的“链主”，在用地、用能、融资上给予配套支持。针对“被动出海”企业重在提供合规与成本预警，针对“主动出海”企业则在品牌、技术、人才等长效能力建设上给予重点倾斜。支持拥有核心技术的中小企业在海外开展品牌建设与国际认证，助力其成为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

服务层面： 在主要目的国设立实体化“中国企业服务驿站”，依托境外经贸合作区、驻外商协会等载体提供法律、税务、劳工、应急协调等一线服务。引导优质跨境法律、会计、咨询等专业服务机构与制造企业协同出海，在“两国双园”及境外经贸合作区设立服务点。将香港、澳门在国际仲裁、金融、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优质服务资源精准导入“服务驿站”网络，打通企业海外运营的“最后一公里”。

八、结语：从“走出去”到“走上去”的制度性跨越

中山大学这份报告的学术贡献，在于它把“出海”从一个模糊的趋势描述，拆解为有全球产业转移理论支撑、有空间数据分析、有产业分化路径识别、有制度性障碍诊断的系统性认知框架。

过去十年，中国企业出海完成了从“被动避险”到“主动布局”的空间转移；未来十年的核心命题，将从“去哪里”转向“怎么去”——从产能输出到能力输出，从产品出海到生态出海，从企业行为到国家战略的制度化构建。

这一转变的本质，是中国产业体系从“嵌入全球价值链”向“构建区域价值链”的跃迁。在这一过程中，企业的竞争维度将从成本效率转向技术标准、品牌溢价、合规治理与生态组织能力的综合较量。而那些能够系统性地理解这一跃迁逻辑、并据此调整战略框架的企业与地区，将在新一轮全球化竞争中占据先机。

正如报告在序言中所说：“研究团队希望通过系统的实证分析与案例研究，为中国企业高质量出海提供有据可依的判断、有价值的经验参照以及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这或许正是这份报告最值得被认真阅读的原因——它不仅描述了“发生了什么”，更揭示了“这意味着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

注：本文为对《中国企业出海趋势及案例研究报告(2025)》的深度解读，如需原报告，公众号后台回复【出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