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数据显示，2025 年共有 45.1% 的受访者表示曾遭遇网络犯罪，较 2024 年的 47.8% 出现明显回落，多数细分犯罪类型均呈下降趋势。其中网络辱骂与骚扰受害占比从 27.1% 降至 24.6%，身份类犯罪从 22.1% 降至 20.4%；金融账户被盗用、非自愿色情信息推送、身份冒充等场景的发生率也同步下滑，分别从 17.7%、7.6%、7.8% 降至 15.8%、6.3%、6.9%。

经济损失层面同样呈现向好态势，绝大多数受害者未因网络犯罪产生经济损失；即便有损失，规模也普遍较低。按犯罪类型划分，76% 至 86.5% 的受害者损失不足 1000 澳元（约合 690 美元），损失在 1000 至 10000 澳元区间的占比仅为 9.8% 至 19.8%，高额损失占比极低。不过仍有 58.8% 的受害者（占全部受访者的 26.4%）表示遭遇了不同形式的负面影响，涵盖经济损失、心理健康、社交生活或法律纠纷。

值得关注的是，个人网络安全防护行为的普遍弱化，与犯罪率下降形成了反常的反向关系。2025 年，使用杀毒软件与防火墙的用户占比从 39.3% 降至 36.2%，使用垃圾邮件过滤工具的从 20.5% 降至 17.8%；坚持不同账号设置不同密码的用户从 50.9% 降至 47.7%，主动规避可疑链接与附件的从 67.1% 降至 64.8%。

Adaptive Security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朗对此表示惊叹：“2025 年主动检查隐私设置、购买网络保险、运行杀毒软件的澳大利亚人比上一年更少，但整体网络犯罪率不升反降。个人防护措施依然有其价值，但这一趋势更指向一个更大的变化：防护重心正在向上游转移，融入人们日常使用的平台、电信网络与终端设备之中。”

Huntress 公司安全运营高级经理贾斯汀・艾伦进一步解释称，核心变化在于安全防护的责任主体正在上移，大量防御工作由用户日常使用的企业在后台完成，而非依赖个人操作。银行、电信运营商、浏览器厂商、操作系统开发商与主流互联网平台，都在后台部署了远超以往的防御能力，浏览器沙箱机制、自动补丁更新、账户异常监测、交易风控管控，以及《反诈骗安全协议》等行业共识，都是机构层面规模化落地的用户保护措施，这也让手动杀毒等传统个人安全操作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他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安全习惯不再重要 —— 当系统层面难以突破时，攻击者会转向针对人的社会工程学攻击，这也是社交诈骗、情感欺诈、SIM 卡劫持、凭证窃取等手段依然高发的原因。

从细分品类看，澳大利亚多数个人网络犯罪类型仅出现小幅波动，仅有两类实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上升：一是诈骗类犯罪，占比从 9.7% 升至 11.1%；二是勒索软件，伴随全球范围的复苏态势，受害占比从 2.5% 升至 3.1%。

与个人端的整体向好不同，中小企业经营者的网络犯罪后果呈现明显恶化趋势。2025 年，每四位中小企业所有者或管理者中，就有一位表示网络犯罪对企业经营造成了负面影响，其中日常业务功能中断是最常见的后果，占比达 28.7%。

更值得警惕的是衍生风险的快速攀升：遭遇法律纠纷的中小企业经营者占比从 2024 年的 5.1% 升至 7.9%，人员相关成本占比从 5.9% 大幅升至 10%。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分析，部分安全事件直接导致员工离职或被辞退，企业面临的法律与监管处罚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贾斯汀・艾伦以 2022 年澳大利亚健康险公司 Medibank 的诉讼案为例，解释了监管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升级。澳大利亚联邦巡回法院的判决基本明确，企业不能默认事后的网络安全审查结果可以内部封存不对外公开；过去企业即便应急响应不完善、安全控制有缺陷，也可能蒙混过关，但如今所有合规漏洞都可能被公之于众。叠加《网络安全法》规定的勒索事件 72 小时强制上报要求、《隐私法》改革后大幅提高的处罚额度，企业董事会必须举证自身已尽到安全管理责任，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

这种压力并非只停留在管理层，而是会层层向下传导，转化为合规工作量、上报负担、内部压力与责任推诿。艾伦指出，这正是安全团队职业倦怠加剧、部分管理者认为岗位个人风险过高而选择离职的核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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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darkreadi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