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35岁的韩愈晋升到自己职业生涯中的首个重要岗位—监察御史。同年，关中地区大旱，百姓生活困顿，当时长安的最高长官京兆尹李实却粉饰太平，上奏唐德宗说虽有天灾，但不影响粮食收成，非但没有减少税赋，反而横征暴敛，使灾情愈演愈烈。李实本为唐朝宗室，又是德宗宠臣，一时无人敢言。
刚刚担任监察御史不久的韩愈，实地走访灾区，深入了解灾情，深受震动。他看到百姓“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痛心疾首，如实给唐德宗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并提议减免税赋。300余字的短文，言辞恳切，为民请命。状文首先列举了夏秋以来京畿一带受灾的具体情况，“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接着，韩愈向皇帝建议，免除百姓当年的租税，待明年蚕丝上市和收麦子的时候再征，并说明“急之则得少而人伤，缓之则事存而利远”。第三段则表明自己的心迹，说自己愚鲁无知，只是“有见辄言”，看到什么就说什么而已。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后来韩愈被贬为阳山县令，而他不计个人名利解民于倒悬之举也为其留下了身前身后名。

启示：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不变的情怀在变迁中坚守。韩愈不畏强权、不计得失、不平则鸣，忠实履行了监察官的职责使命，其刚正不阿的诤臣风范和浩然正气光照千秋。特别是他甘冒丢官的风险，毅然在“群臣之所未言”的形势下义无反顾、直陈时弊，更显一代文坛宗师的胆略与气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作文与做官其实道理相通，写文章贵在写实写真，而为官贵在务实率真，二者同样拒绝虚伪与矫饰。哗众取宠、描眉画眼、花拳绣腿、凌空蹈虚，最终难免落得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悲惨境地。敢于直言相谏是一种做人的品质，也是一个为官必备的素养。不欺不隐、实话实说，心里怎么想，笔下怎么写，韩愈就是这样的“老实人”，做了正直的好人好官，也就写出了精彩的奇文。

#摘自《善政之思：小故事中的治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