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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中国诗学研究年度报告》(2023)

2026-06-19 18:08

【新书推荐】《中国诗学研究年度报告》(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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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学研究年度报告（2023）》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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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会

卷首语

巩本栋

回望过去的一年，随着疫情的消散，中国诗学的园地与其它学术领域一样，重又充满了蓬勃的生机，学术的根苗不断萌发、生长、开花、结实。春色满园，繁花似锦。兹且采撷一二，略为之述。

一、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

2023年，凤凰出版社新版《程千帆全集》与读者见面了。新版《程千帆全集》增加了程先生日记、几百封书信和《治学小言》等，为学术界提供了许多新的文献资料。程先生的日记，一般只记当天发生的一些事，往往是寥寥数语，不加议论，不谈学术，然而在1992年7月31日的日记中，却有一段比较详细的论学之语。他写道：

古典文学批评特征：1、主要形式为语录体，省略过程，直出结论，因而形式为“话”。2、批评主要为提高创作服务，故商量文字者多，主观意图倾向皆显著。3、艺术的意象的批评多，严密谨严者少。4、微观者多，宏观者少。社会学批评宏观多，文艺学批评宏观少。5、体系自有，而不用体系的架构来体现，系统性的意见潜在于个别论点之中，有待读者之发掘与理解。^[1]

这显然是程先生晚年深思熟虑后的一个判断^[2]，就中凝聚了他数十年来对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研究的经验、体会和思考，值得珍视。

这段话的理论内涵十分丰富。首先，程先生一反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和批评往往缺少严密的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的看法，指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自有其理论体系，只是这种体系和架构蕴涵在“个别观点之中”，“有待读者之发掘与理解”而已。其次，他指出了批评的主要动机和目的，是为创作服务，批评与创作关系紧密，批评的主观意图明显。再次，他对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形态、方式和主要特征与倾向，认识更准确全面（比如，他既指出古代文学批评多以感悟和象喻的表现方式为主要特征，篇幅短小、缺少严密的逻辑等特点，又指出其微观批评多，宏观批评少；宏观的社会学批评多，文艺学批评少）。

我们不能不佩服程先生上述认识的深刻性和预见性。这段话虽写在1992年，却至今仍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如何更好地总结和继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融会古今中外，建立自主的话语体系，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以服务于今天的文学创作，是很多研究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而程先生的话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那就是要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实际出发，从含蓄、细碎的言谈话语中，深入发掘和理解其理论内涵；从直接了当的判断和结论中，归纳总结其特点和规律，进而逐步建立起其自身的理论体系，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并为当今的文学创作和理论建设服务。

程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特征的概括，并非偶然为之。他始终认为，文学研究所面对的，是人的思想感情、人的心灵，研究文学理论与批评，也同样是如此。因为理论固然也会受到一定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但归根结柢，理论又是从作品中抽象出来的，而批评更离不开作品。由此出发，程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应分为对“古代的文学理论”和“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两个方面的著名观点。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他早年编撰有《文论十笺》，对文学的本质特征、外部规律和文学创作内部的规律，作过专门的研究，晚年又主编《明清文学理论丛书》，计划为学界关注不够的明清文学理论研究，提供较为完备的文献资料。他既注意结合具体作品，对前人业已从创作中抽象出的理论或所作的某些文学批评，进行必要的阐释和印证（如《〈复堂词序〉试释》《关于李白和徐凝的庐山瀑布诗》等文章，都能见出其从作品出发的文论研究特色），又重视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在他的名作《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中，他通过对作为一种表现方式的一多对比在古典诗歌中存在方式诸形态的探索与分析，指出无论是古典诗歌描写中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时间与空间的交叉与组合，还是结构中布局、用韵与声律的安排等，都大量存在着一与多对立（对比、对举）的现象。在一与多这对矛盾中，一往往是主要的矛盾方面，诗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借助于它来表达“其所要突出的事物”；“一与多虽然仅是数量上的对立，但也每在其中同时包含着其它一对或数对矛盾，因而能够表现更为丰富的内容”。^[3]这种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象出理论方法的意义，不啻为古代文论研究界提供了一个类似于古代传说中的息壤的、生生不息的新矿藏。

程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方法产生了广泛影响。即就2023年度的中国古典诗学研究而论，这种影响，便突出地表现在蒋寅教授的《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和《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续集》两部著作上。

前者虽是2003年版和2009年增订版的重印本，我们仍不能不先从它谈起。作者从中国诗学的实际及其历年研究古典诗歌的经验和知识积累出发，选择了十二个基本的诗学概念和命题（类似集群式的研究），如意境、以禅喻诗、起承转合、至法无法、诗中有画、代人作语、文如其人以及“清”“不说破”“以诗为性命”等，将其置于历史的发展中加以考察，努力揭示这些概念和命题发生、发展与转变的逻辑进程，在此基础上，从文学、美学等多侧面、多角度迫近这些命题，以厘清其理论内涵，创获颇多。而就其研究的出发点和思路来看，无不深受程先生的启发。后者除了对中国古典诗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情景交融”“老”“厚”“涩”“拟与避”等命题继续进行阐释外，还对诗学史上的一些重要范畴，如“神韵”“格调”“性灵”“肌理”等，作了新的探索。

作者对每一概念的讨论，皆从源头追溯，梳理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变化的过程，近于概念史的叙述。如讨论古典诗歌中“老”的审美范畴，即从老迈之“老”到老成之“老”，从生活趣味到审美倾向进行追溯。“老”作为审美概念，至唐代进入诗文评；作为自觉的审美趣味，至宋代愈益明显；明代的杨慎，开始对“老”的美学意蕴作出理论阐述，而到了清代，这一概念才真正理论化。于是，作者阐释道：“老”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自然养成、来不得模拟追求的至高境界”^[4]，它具有一种统摄性。在内容上，“老”意味着谙于世故；在风格上，老健苍劲；在技巧上，稳妥成熟，完美无瑕疵；在语言上，平淡自然。而其流弊，则不免偏枯、钝拙和浅率。尤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上述论述，无论是概念历史的追溯还是其理论内涵的挖掘和阐发，都是从大量的古人诗歌创作的实践中总结归纳出来的，其中充满了对诗歌审美的体察和感悟，而决无简单生硬的理论推演。

与上述论述相仿，作者在诗学领域腾挪施展，对其它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作了很精彩的论述，提出许多富有见解的观点。比如着眼于景物表达情感的功能而不是构成，也即意象化表达方式的成熟，来讨论情景交融问题，认为只有到了唐代大历诗人那里，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才成为一种范式。又如作者从文本操控的功能来讨论“涩”的概念，既指出其通过操控意义的流量来实现“涩”的艺术效果的写作特点，又分析与之相应的语言求新、求难求险等“陌生化”的意识，充分揭示了“涩”的美学内涵。还比如，作者既从正面阐释一些诗学概念的内涵，又注意到其负面的理论缺陷，二者相互参证，更完整地把握了其美学价值和意义。像通过辨析妨碍“厚”的因素（如“真”、“清”、“流易”等），来补充论述 “厚”的美学趣味，使读者加深了对以才力学养蕴涵丰厚为内涵的“厚”的理解。

讨论诗学概念，离不开诗歌作品，也离不开诗性思维。因为，从诗歌创作中抽象归纳出来的诗学命题，与诗歌作品本身一样，都是美的。蒋寅教授的研究也充满了诗性的美感。如书中论“神韵”。他先谈“神韵”的审美印象，指出“神韵”之作总是自然天成的，它与刻意求奇的雕琢无缘；它总是从侧面烘托、渲染，把不尽之意留给读者玩味，而与大发议论、直抒感慨无关；它总是透着一种幽深淡远的意味，而决不直接表达对社会现实和人生的态度；它属于风景诗的范畴，天然具有一种生动活泼的风趣，优雅脱俗，而未必适合于其重大题材和主题的表达。它的美学内涵具有偶然性、直观性、瞬间性和模糊性，“其相对应的审美反应则是自发的而非被动的，直觉的而非理性的，富有特征的而非全面的，有距离感的而非清晰逼真的。这种美留给读者的感觉，更多的是作品情调和氛围的直接感受”，“就像目光快速地扫过一幅绘画留下的印象——确实是印象，没有比这个词更适合表现‘神韵’的特征了”^[5]。我们不能不赞叹这充满着诗性之美的言说。

蒋寅教授的研究并未到此结束，他还计划在此基础上，将其中一些概念如“老”“厚”等“意涵的各个分支与相呼应的概念，如老成、质实、浑成、温柔等，加以集群式的研究”，以“更清楚和完整地发掘其理论价值。这要求我们超出现在的概念史的研究模式，而拓展一种新型的概念群研究模式，使古代文论丰富的的概念和命题在一些核心概念的统摄下，凝结为一个个由一群相关概念和命题构成的理论单元，进而以这些单元为模块构成古代文论的理论体系。”^[6]在中国发现文学批评史，较之一般以文学理论批评论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他的这项研究计划显然更宏伟、内容也更丰富了。

我们期待着他新的研究成果。

二、《诗》礼关系探索的进境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文明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礼乐制度对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形态的许多领域都有着潜在和深刻的影响。从礼制入手研究文学，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就《诗经》研究来说，因其与先秦礼乐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诗》礼研究尤为学者所重。他们不但能着眼《诗》礼关系，指出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而且，更进而探索不断变化的礼制、礼义，给诗歌创作带来了哪些新变，取得了显著成绩。

比如，诗歌与讽谏言说相结合，本是周代礼乐与政治良性互动的应有之义，“以诗为谏”的谏说方式孕育于“正诗”之中。《国语·周语上》载召穆公劝谏厉王弭谤时就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7]然西周后期，礼乐崩坏，原有的谏说制度和谏说行为，已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和实行。于是，原来贵族官僚系统的职官进谏方式也不得不改变。李辉先生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仍是诗人作诗，献给瞽工乐师，由乐师比于声律，谱成乐曲，在相应的典礼上被之管弦进行歌唱，以达到讽谏的目的。然此时所用音乐已不是严肃的正乐系统，而属于“无算乐”。乐工通过自由灵活、不拘格套的散乐，或歌全诗，或歌某章，有效地补充了“正歌”的不足，为表达讽谏之意和抒发忧患之情，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形式。君臣主宾，上下情洽而无间，讽谏诗行乎其间，既可以在凝滞的正式进谏渠道之外获得言说的机会，同时也可以在尽欢的气氛下缓解直谏的阻力。诗与礼乐由此达成了新的结合，讽谏诗逆势兴起，籍借礼乐歌唱的传统，实现了谏说的突破。讽谏诗创制与入乐机制的诸多新变，反映了周代礼乐所具有的自新和拓展能力，诗乐歌唱也因此得以实现新的演进和绵延。^[8]这一论述为我们理解西周后期之所以出现大量的讽谏诗，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

某一历史时期，礼制似乎并未发生变化，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礼义却变化了，文学便不能不受其影响。《诗经》中农事诗的创作即是如此。李山先生所撰《从重视农耕到尊崇祖业——论〈诗经〉农事诗篇观念意识的变迁》一文^[9]，以《诗经中的作品为例，揭示了这一现象。李氏指出，西周时期很重视籍田典礼，《诗经》中的农事诗如《周颂》中的《噫嘻》《臣工》《载芟》《良耜》等，《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等，《豳风》中的《七月》等，就都是附着于籍田典礼的乐歌。从西周初到西周末，周人对籍田典礼的重视并未改变，但其典礼的意蕴却悄然发生了变化。这可从《诗经》中的许多农事诗中见出。早期的篇章，意在表明周王躬身籍田典礼的目的并不在神明方面，而在显示王者重视农耕的意志，从而促进农事生产，内涵单纯，重在生产，指向分明，风格质朴。西周中期农事诗篇，新的关注点在与农事相连的各种祭祀，周王虽然莅临，身份却是祭祖的主持人。周人以仪式复活祖先的农耕法则，目的在于记住传统。后人只有坚守传统，才能丰饶和兴旺, 才能在政治上拥有合法性。农事诗所反映的籍田礼义的变化，同时也正可见出这一典礼对乐歌的影响。

其它如曹胜高教授所撰《祀行仪式与〈诗经〉相关乐歌的生成》一文，结合“三礼”相关记载，指出祀行仪式的礼义，重在体恤使臣的辛劳；祀行之歌的乐义，在于抚慰行役者的辛劳，而《皇皇者华》就是用于聘使行前祀行，《四牡》用于行后报归，《小明》用于行役者岁末祀行的。这篇文章从祀行制度的视角，重估了上述诗作的蕴意，补充了传统注疏的不足。^[10]

三、古典诗学及其文化生态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历来就有知人论世之法。自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诸多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日益东渐。就中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科学地阐明了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客观的规律性，以及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为揭示文学艺术的本质、特点和基本规律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由此也对文学社会批评方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法国文艺批评家丹纳则明确提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11]这种将种族、时代和社会风习与自然环境结合起来进行的文学艺术批评，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界同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我们赞同思想文化史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所谓文化视野下的文学史研究，具体地说，就是把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放到一个更为宽广的思想文化背景下来展开。因为，无论是从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还是研究的实际来看，这样做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学史的总体面貌、特征以及发展演进的规律。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不在于说明背景与文学之间是否存在联系，而在于指出在多种纷繁复杂的背景因素中，究竟是哪些因素，从哪些方面、通过何种管道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史的发展。”^[12]

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许多学者将文学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新的成果。比如戴伟华先生的《文化生态与唐代诗歌》，即为一显例。这是一部论文集，收录了作者近年来从文化生态切入唐代诗歌研究的系列专题论文。作者在书中提出了“文化生态”的概念。他认为文化生态既包括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人文环境、作家活动场所等要素，也包括特定场域、场势下的不同个体、群体在其中所处的位置、格局，以及所显示出的强势或弱势。文化生态圈是多元的、多层次和动态的存在的。“文化研究越想进入深处，对研究对象的处理越要精细。文化圈或文化生态圈的不断细化，体现了这一要求。”^[13]书中通过对一些历史细节的精到分析，完成了某种立体的表达和生动的场景呈现，不但使文学的本质得到更适当的表述和阐释，而且使历史和逻辑得以融会贯通。

例如他从阶层划分的强势和弱势着眼，分析白居易、刘禹锡以《春深》为题的四十首唱和诗，指出刘禹锡对江南书写的排斥及其唱和本身的史料价值；探讨杜甫和李商隐在东川的诗歌创作，指出其虽然都曾在此地停留，却因各自的身份、处境和心态不同，因而对陈子昂的接受也不同。再如，在人们的印象中，壮美总是与北方的山水联系在一起的，而优美仿佛总与南方的山水结缘，然作者却指出，壮美与优美并不完全取决于地域的差异，江南的山水景物同样也有壮美的一面。这些论述都很深入细致，从中可见文化生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戴伟华先生文化生态与唐诗关系的研究，是一种立体化的诗学研究，属于这一研究的，还有左东岭先生的关于元明易代诗学的系列论文，这包括《玉山雅集文人群体文学观念的重新定位》^[14]、《元代平江文坛的家族传统与地域文艺生态》^[15]、《元明之际平江文坛的构成与文学生态》^[16]、《平江寓居体验与陈基的诗文观念》^[17]、《论倪瓒文艺思想的演变》^[18]、《清閟阁雅集的品格与倪瓒的诗学观》^[19]，以及《〈耕渔轩诗卷〉的文本形态、话题指向与诗学意义》^[20]等。这一系列论文分别考察了元明之际的重要文人群体，以及陈基、倪瓒、徐达左等代表性文人在易代之际雅集交游、诗歌创作、诗卷编刊、出处选择、思想演变等诸多问题，令人瞩目。

其中如讨论玉山文人群体的思想渊源与诗学旨趣，指出这是在元末的特殊环境中，由顾瑛所倡导的一种台阁文人与隐逸文人所共同组成的文艺盛会，体现了江南文人诗酒风雅的风气与快乐自适的审美旨趣，就注意到不同的文人群体交集时的不同诗学倾向；再如对元末明初平江文坛的研究，既注意到诗人群体的身份差异和作家的个性及其在群体中的位置，又十分关注家族传统的延续和地域生态的熏陶，从而揭示出平江文坛的多元性、包容性、丰富性与立体性特征；还比如对倪瓒的研究，同样既有对其群体的清閟阁雅集与顾瑛玉山雅集性质和特征的比较，也有对倪瓒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中文艺思想演变过程的梳理，进而充分展示出其融“性情之正”与“冲淡闲逸”于一体的操守和高雅艺术品格，以及其堪称“逸品上”的创作格调与境界；至于其对《耕渔轩诗卷》的探讨，更是涉及到诗文、书法、绘画等多种文体要素和艺术形式，其属性也是众多文人对于同一话题的开放性表达，体现了其多重的人生选择。

此外，张勇耀教授对金元易代之际文学和文化的研究，也值得关注。例如她所撰《金元易代与“文化重建”——元好问与“河汾诸老”的人生选择与文学精神新论》一文^[21]，就对长期以来以元好问与“河汾诸老”作为金遗民诗人代表的“成说”进行了重新思考。作者考证“河汾诸老”并非与元好问都有交往，他们中有五人出仕，也不应称之为遗民诗人，更不能将他们定位为元好问领导下的遗民诗人群体。元好问不但支持友人出仕、亲赴漠北觐见忽必烈，也明确表达了希望入仕元廷的愿望。论文通过对金元之际文人诗文创作与活动的考察，认为进入元廷实现救世行道之志是这一时期士人的普遍选择。在与晚唐五代之际、明清之际的比较中，得出了金元之际文学的主流精神不是“隐逸”，而是“文化重建”的新结论。她的《文化认同与金末汴京文学的繁荣》^[22]、《金元之际的燕京书写及其文化空间的意义重构》^[23]两篇文章，分别对金、元两朝的都城汴京、燕京与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论文从文人的京都认同、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文化空间认同等方面，考察了金末文人对汴京都城多方面的心理认同，和金亡后幸存文人重回中都燕京的心路历程及其对燕京文化空间的诗性重构，亦有创获。

四、诗学文献学领域的辛勤耕耘

文献研究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日益为学者所重。2023年度的诗学文献学研究，一如既往地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

地不藏宝。自2015年湖北荆州市夏家台楚墓出土文物中发现了《诗经》残简之后，2023年，考古工作人员又公布了一批出土于该市王家嘴战国楚墓的《诗经》竹简。据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王家嘴798号楚墓发掘简报》，这些战国楚简上的文字属于《诗经》中的十五国风。^[24]这就为我们又提供了一批战国时期流传在楚地的《诗经》文本，它们与安徽大学藏战国楚简中的《诗经》篇目同样值得重视。而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诗经》类文献，随文训释，简明扼要，则呈现了一个西汉早期《诗经》学的样态，其时代大致在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后，汉宣帝石渠阁会议之前，足资《诗经》学史研究之参考。^[25]

十年前，由黄灵庚先生主编的《楚辞文献丛刊》，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这种大规模的《楚辞》文献汇编，曾给学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2023年，黄先生与刘跃进先生、周正英先生，又在此书的基础上，补充、撤换了二十余种比较重要的《楚辞》注本和研究文献，编成《楚辞大典》，仍交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陆续出版。全书预计收录自唐宋至民国的各类《楚辞》文献300余种，每一种都由黄先生撰写提要。其中，第一编68种已出版。这无疑为《楚辞》的研究奠定了更为坚实的文献基础。

先秦两汉文学的研究，从研究对象的实际来看，理应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研究。2023年度，出版了刘跃进先生主编、孙少华先生编着的《秦汉文学纪事》。^[26]其书采用编年纪事之体，时代涵括秦、汉两代，纪事不止于“逸闻轶事”、诗论，兼及与轶事有关的文学作品的零章断句、后人注释、评论；文体不限于诗、文，兼及经学、史学、子学等；作家不限于“文人”，而扩展到对当时“文学”发生、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之人；书中“按语”，亦不只是分析文人“逸闻轶事”，更兼及其著述、文本风格、文学思想来源与影响等。此书不但为秦汉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史料，而且，实可与主编所撰《秦汉文学编年史》相辅而行。

经典作家、作品的文献学研究，历代积累，极为丰富。沾溉后人，可谓多矣。即如杜诗，在宋已号称“千家注杜”，流传到今天的仍有宋郭知达编《九家集注杜诗》、黄氏《补注杜诗》、佚名《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旧题王十朋《集百家注杜陵诗史》等。苏诗则有旧题王十朋《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施、顾注《东坡先生诗》等。这些早期的杜诗、苏诗注本，为后人注释和研究杜诗、苏诗提供了大量的最基本的文献资料，今之注杜、注苏者亦无不从中采撷利用（如萧涤非等先生的《杜甫全集校注》^[27]、谢思炜《杜甫集校注》^[28]、张志烈等先生主编《苏轼全集校注》^[29]等），然而，长期以来，对这些文献本身却缺少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林继中先生曾辑校《杜诗赵次公先后解》^[30]）。或有鉴于此，刘跃进先生自2021年与徐希平先生主编《杜集珍本文献集成》，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首批影印出版了“宋元卷”八种（曾祥波教授任执行主编）。此后，刘先生又在此基础上主编《杜诗宋元注本丛书》，对上述宋元注本进行深度整理，由凤凰出版社陆续推出。2022年，出版了曾祥波教授校点的《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31]（此前曾祥波已有《新定杜工部草堂诗笺斠证》^[32]）。去年，又出版了张家壮先生校点的《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门类增广集注杜诗》《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皆残本）^[33]，为学界提供了可以据信的杜诗宋注整理本。此外，聂巧平教授点校的《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则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34]她以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宋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为点校底本，参校了多种版本，并对郭知达、曾噩原本中的注释内容逐条进行考察，亦多有收获。^[35]

利用数字人文平台重建作家年谱编纂的新理念，增加学术容量，拓展文献视野，^[36]王兆鹏先生近年来持续探索，陆续推出了不少成果。如由王先生和陈冠明主编的《唐宋文学编年系地谱丛刊》，2020年推出了朱光立编著的《南宋中兴诗人行年系地谱》^[37]。去年，又有李欣所著《李纲作品编年系地谱》问世，这无疑也是很值得学人关注的。

以上我们主要从古典诗学的现代阐释、诗与礼乐制度的关系、文化生态背景下的中国诗学以及诗学文献学的进展等方面，对2023年的中国诗学研究，进行了简单的回顾。所涉诸领域，我们以为，仍将是未来若干年内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的重要方面，此外，对作品的细读和深度解读，对文学制度的研究，从阅读史、书籍史的视角对古典诗学的考察，以及对域外汉籍中诗学文献的挖掘和研究等等，似也都十分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