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全面展现中国诗学研究的最新面貌和重要成果，推动中国诗学话语体系构建，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策划编纂了《中国诗学研究年度报告》丛书，2023卷已经问世。现将《中国诗学研究年度报告》（2023）相关版块内容予以推送，以飨读者。
《中国诗学研究年度报告（2023）》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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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台湾学界诗词研究，成果丰硕，传统学说与新颖观点，相互对话；前辈学者与后起之秀，并驾齐驱，不仅有宏观的通代论述，亦有微观的各诗歌断代考察。本文先综述前者，再分节细论后者，期能具体而微呈现本年度的学术风貌与特色。
一
通代研究方面，有旧作重刊一部、新作四部。前者为郑毓瑜《文本风景：自我与空间的相互定义》[1],该书于2005年刊行，2014年增订，此为第三版，由原麦田出版社改为政大出版社刊行。书分“意象化的城市”“文体与地方感”“自然中的气氛”“身体行动与地理种类”四大单元，所涉朝代，上自汉魏，下及明清之际，论述细致，视野独特，自出版后即蔚为风潮，引领研究新趋势；此次重刊，除维持增订版架构与内容，还新添三版序，持续在中文学界发挥影响力。后者分别为：黄启方《你不懂其实很有哏的节气：从小寒到冬至，古典诗词中的时间美学》[2],作者长期关注节气议题，书中梳理历代典籍，带领读者理解二十四节气的内涵与智慧，从而深入体会节气诗；书后附录“文人论花”之作，益使读者充分感受古人于节气中的生活样态与趣味。颜智英《古典海战诗学研究》[3],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海战诗学的发展”，收论文四篇，探析南宋至南明古典诗“海战书写”的脉络与特征，勾勒南宋至南明海战诗学的发展概况；第二部分为“海战诗家的书写”，收论文三篇，分析文天祥、归有光、张煌言三家的海战诗，比较文天祥、张煌言二家海战诗之异同。全书对研究古典海洋文学与文化、宋元明诗家，均有参考价值。陈瑞芬《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妇女文化地位及形象研究》[4],计三辑：首辑为“诗词”类，以《诗经》、唐诗、《香畹楼忆语》为研究对象；次辑为“戏曲”类，以《窦娥冤》《汉宫秋》《梧桐雨》《罗李郎》为主题；三辑为“文学”类，先探论儒家思想与《左传》《史记》《战国策》的价值和特点，再聚焦汉代妇女文学，梳理不同时代、文体中的妇女文化地位及形象。庄淑惠《古典诗中的淮水书写——从先秦至南宋》[5],此为作者硕论，锁定古典诗中的淮水，以先秦至南宋为考察范围，分六章讨论之，除绪论、结论外，第二章先概述淮水的自然、人文意义；其后各章，依序讨论“先秦至隋”“唐代”“宋代”诗作中的淮水书写，指出中原南北界线的淮水，对历代诗人渡越之际的情感与认知，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孕育出阻隔、距离、离情等丰富内涵。
二
汉魏六朝诗研究涉及“生平与文献”“思想与文化”“诗艺”“诗学”“文学史”等面向，分述如下。
（一）生平与文献研究
陈怡良《中古诗人新论：三曹、陶、谢诸人之生平及其诗艺论析》[6],收正文七篇，论三曹父子、陶渊明、谢灵运的生平、诗艺与文学思想；附录三篇，评述学者木斋对曹植、甄后、《古诗十九首》、建安文学的观点，与对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创作因缘等问题的看法。王若娴《烈士殉义，直臣谏诤：游仙诗视域之外的郭璞》[7],摆脱过去多从游仙诗视域探讨郭璞的局限，转而综理其全部作品与史传记载，窥见其悉识祸源之智、直言谏诫之勇等面貌，提供了认识郭璞的另一种视角。
（二）思想与文化研究
胡颀《在他者中发现自己：南朝外交文书与使节诗文研究》[8],全文前半透过史传记载的外交文书，说明南朝面临新世界格局中的重要他者，及其与南朝的关系；后半以使节为核心，透过不同性质的文献，将双方互动从正史所赋予的叙事中抽出，观察深入他者的个人如何在不同角色身分上，留下不一样的声音，而这些经验又如何影响个人对“我们”的思索。蔡长佑《试论陶渊明〈读《山海经》〉组诗中寄寓的生命情怀》[9],试图从“三重意识”切入，剖析陶渊明神话世界的理想模型。张梦如《“飞軿”与仙真：降真诗之新出玄游乘具考》[10],认为“绿軿”的现实原型是东晋修礼后，冬至日皇太后、皇后前往南郊祭天所使用的车具“青軿”；此后，軿车成为新的玄游乘具，进入世俗文本，而“绿軿”则成为道经文献中，专有的乘具。
（三）诗艺研究
伍梓均《王粲〈七哀诗〉探论》[11],释王粲《七哀诗》的题目与文本特征，钩掘出其极端放纵、毫不节制的写作特点。李中翔《试论阴铿诗歌中的亲水书写》[12],将阴铿诗中的水，分为别离、急切、覆灭三类，并说明其书写特色。丘彦遂《南北朝诗歌“首句入韵”的观察与分析》[13],以《广韵》两百零六韵为准，分析南北朝诗“首句入韵”的情况，依“首句入本韵”与“首句入前韵”，详列出统计数据，对研究该时代诗歌用韵，具参考价值。赖玉树《千载余情——陶潜〈咏荆轲〉及相关诗歌阐微》[14],以陶潜《咏荆轲》诗为起点，依序讨论历代咏荆轲之作，尝试探赜荆轲于文士心中的形貌、影响与地位。骆沛岑《分析颜延之〈秋胡诗〉之韵部声情》[15],借由分析颜延之《秋胡诗》的韵部，了解其如何借声情以反映角色心境。李中翔《论〈和林下作妓应令诗〉的感官书写》[16],归结出梁元帝萧绎于《和林下作妓应令诗》运用不同感官描写，紧密联系不同物色，并将之与女子容貌相配，使女子不需展露自身，即可让读者轻易掌握其形象。
（四）诗学研究
翁青霞《两汉爱情叙事诗之研究》[17],聚焦两汉爱情叙事诗，透过文本细读、字词训诂，一探其内涵、特色、意象、修辞技巧等面向。谢知瑧《魏晋游仙诗之神仙书写研究》[18],析论魏晋游仙诗中“神仙”的各种形象与风貌，并探察诗人于游仙诗中“书写神仙”之意涵，进而发掘魏晋游仙诗中“神仙书写”的重要性。
（五）文学史研究
何维刚《文体、文学史与政治文化变动下的六朝上表书写》[19],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探讨六朝上表如何以其自身形式回应时代变局，正视上表等官方文书写作，跳脱现代文学观念的框架及情、美传统诠释的束缚，以期还原一幅立体且复杂的六朝文学版图。徐珮慈《浅析庐山文学的形成——以六朝诗文为线索》[20],借由爬梳六朝诗文中的庐山记载与描写，探讨“庐山文学”的发展脉络。
三
唐五代诗词研究面向涵盖“思想与文化”“诗艺”“诗学”“词艺”“文学史”“接受”等面向，分述如下：
（一）思想与文化研究
有旧作重刊一部：侯迺慧《诗情与幽境：唐代文人的园林生活》[21],1991年初版，今年再版，维持原书架构，只新增“再版序”。全书根据唐代文人诗文，析论唐代园林兴盛的背景与重要园林，并阐释唐人山水美感与造园理念、园林生活的内容与型态、境界追求、影响等议题。此书迄今仍是研究唐代园林的必读书目，且仍将有后续影响力。
另有多篇新作：洪俪芸《诗人的声音：以杜甫“论诗诗”勾勒其“诗思”演绎》[22],以杜甫“论诗诗”为考察对象，结合“语言行为”意义，尝试厘清某种隐微存显于杜甫诗作中，涉及身份、名声、人与世界关系，切身而不断有所转换的交错之思。黄育如《唐代的种植文学——以柳宗元与白居易诗为主要讨论对象》[23],将目光凝聚于文人大量书写种植的中唐，以柳宗元与白居易为主要研究对象，透过比较、细读二人诗、文，探究种植意象的意涵。释妙仁《从寒山诗看佛教苦谛与六波罗蜜》[24],以《寒山诗注》为参考文本，借佛教之文献分析法，梳理寒山诗中苦与佛教经典八苦之共通处、寒山诗与佛教六波罗蜜相应处、寒山诗中的劝世用意等问题。许玫芳《中唐诗人之眼疾及与之相关的内科疾病——以中西医理研析》[25],延聘台大医学院石富元助理教授担任医学顾问，厘清中唐人的眼疾，及与之相关的内科疾病，采中、西医理论验证之法，得出中唐诗人罹患眼疾之岁数、种类、相关内科疾病、病因及解方等成果。陈佩雯、孟凡威《论唐代咏青龙寺诗之内容流变》[26],归纳唐代咏青龙寺诗的内容演变，得出其中反映了盛唐之音、安史乱后的衰飒、中晚唐的新变等结论。
（二）诗艺研究
唐人诗艺向来是研究者注目的热点，本年度以白居易、李商隐诗最受重视，各有三篇论文，前者为：吕定璋《白居易宫词研究》[27],分析白居易的18首宫词，认为其于传统宫怨书写中，加入白氏特有的人道关怀精神与社会写实手法，以鸿篇巨制的篇幅和流利的语言，书写唐代后宫女性的故事，成为迥异他人的重要宫词作品。侯迺慧《苦中作乐与失谐解困——白居易幽默诗的治疗与表征意义》[28],结合幽默认知理论的“失谐－解困”与幽默治疗理论，探讨白居易幽默诗具有苦中作乐、解困超越的作用，蕴藉着诗人自我标举的表征意义。周淑媚《白居易哭悼诗探析》[29],讨论白居易91首哭悼诗的思想内涵、情感特征，详探其艺术特点与价值。
后者为：陈秀美《从“情境回归”论李商隐牡丹诗之“感兴”意象经营》[30],借“情境回归”视角解析李商隐牡丹诗的“感兴”意象经营和艺术特质，认为其有“比体类喻”“兴体起情”“赋体铺陈”三种模式，强调“比体”“赋体”“兴体”皆是其创作源泉。甘秉慧《主体与现实间的幻游——论李商隐无题诗的青鸟意象》[31],认为藉由“青鸟”意象与仙道寄托诗人的情感，或可概括李商隐生命中最普遍、深层的心境变化，为其诗命世界的另一种陈述。梁承玮《另只眼看唐代李商隐十首七律〈无题〉》[32],对李商隐难解的《无题》诗，提出个人看法。
另有两篇探讨李白诗的论文：王家琪《李白“东海”诗歌“海洋词汇”之探究》[33],先为“海洋词汇”下定义，再析论李白“东海”诗，并以《全唐诗》其它诗作为印证，彰显唐代海洋诗歌及“海洋词汇”的繁复多元；孙雅琳《李白诗文中“床”的意义探究——兼论〈静夜思〉连类诗文问题》[34]，先考论唐代“床”的具体样貌，进而从“引譬连类”的角度解析李白《静夜思》的诗文风景。
此外，尚有林淑贞《杜牧歌诗中历史叙事策略与书写意图——以〈感怀诗〉〈杜秋娘诗〉〈郡斋独酌〉〈张好好诗〉诸诗为论》[35],借由上述四诗，揭示杜牧以诗写史、论史的策略，说明杜牧“以诗着史”“以史寓怀”的忧悯情怀，探勘其以在场意识表述个人对时代的忧惧，进而疏濬其创作立场与意图以与时代作一呼应与回叩。荒见泰史《〈叶净能诗〉与叶净能》[36],探讨敦煌写本之唐话本《叶净能诗》与唐代道士叶净能，所论深细，有助于深化该研究。周威良《析论孟郊诗作之奇》[37],关注孟郊诗作的奇特性，探究其独特的句式结构与用韵，进而论析其持续受到历代读者垂青的原因。谢季君《论杜诗中的曲江意象》[38],先整理唐诗中的曲江意象，再聚焦杜甫各时期诗歌的曲江书写，以见其独特之处，认为其中始终不变的主旋律，乃是家国情怀。
（三）诗学研究
苏慧霜《唐诗镜渌》[39],以《全唐诗》为据，探论唐诗的诗题、序注。书分两卷：上卷《唐诗题解》，共八章，论“杂诗”“应制”“唱和”“集句”“歌行”“赋得”“古风”“联句”；下卷《唐诗发微》，计三章，述“诗序”“诗注”“诗体”。对唐诗之命题、诗序、诗注、六言诗，追本溯源，以明其是。王润农《高岑并称与唐代“边塞”诗派之建构》[40],此原为作者博士论文，旨在说明“高岑”之为“边塞诗人”，是经由宋、元、明、清的历史长河与文学史的编写，才建立起来的图像，文中统整历代重要选本选录对高、岑作品的情况，梳理两家边塞诗逐渐受到重视与经典化的历程，试图对“边塞诗派”之形成与建构，提供重新省视与探讨的视角。李新洁《大数据下〈全唐诗〉中的“洛阳”诗研究》[41],运用数位人文之法，分析大数据统计下《全唐诗》里的“洛阳”诗及其意象，以了解洛阳在唐代历史文化中所具有的深刻意义和价值，进而检讨数位人文唐诗研究的价值与展望。李昕桐《唐代诗人“贾谊”典故使用情况分期研究》[42],探究四唐诗人使用“贾谊”典故的情形，分析其主流情感与特殊写法，力图呈现此一典故在唐诗中的发展演变之迹。
（四）词艺研究
解昆桦《长安一场旅梦，醒来不过在花间——旅长安，读温庭筠词》[43],雅译、解析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菩萨蛮·水精帘里颇黎枕》《商山早行》，带领读者深入认识温氏的才情与词风。
（五）文学史研究
徐国能《论唐代咏物七律的发展、新变与影响》[44],详探唐代咏物七律的发展历程，认为其艺术表现上有“体物赋写”“技巧的精进”“由寄托之讽转向沉郁之美与极端典故化”三大突破，并对后世七律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六）接受研究
陈安琪《得三百篇遗意：杜诗对〈诗经〉传统之应用与定位》[45],论述杜诗中《诗经》传统的应用情形、杜诗对《诗经》的具体承继与开展，认为杜甫基于内化《诗经》传统，故能于凝视互动或举目疮痍的日常时，透过精准的召唤，扩大作品意义，更促使自身作品成为经典，影响后世一系列文学史推动。
四
宋代诗词研究涉及“思想与文化”“诗艺”“诗学”“词艺”“词学”“接受”等面向，分述如下：
（一）思想与文化
游佳霖《陪伴与观看：宋诗中的伴侣动物书写》[46],此原为作者硕士论文，旨在探讨伴侣动物在宋人生命历程中的意义，透过宋人和动物间的观看与陪伴，勾勒出属于宋人的生活情调。萧丽华《反闻自性：东坡诗的声音世界》[47],就东坡诗中的“人籁、地籁与天籁”“历史文化中的回声”与“梦昧与醒觉之间的声音”三大主题，逐诗讨论其意涵，以见出东坡出世间与世间的生命意义，并持观世音菩萨证道经文相互印证，认为东坡从万籁的世间觉醒走向销融音尘，达到反闻自性的耳根圆通境界。李怡芬《鬓虽残，心未死——谈陆游九死不悔的执念》[48],从陆游的诗词作品论其不渝之情与不悔之志，肯定其所展现的生命情态，不只是个人人格特质，亦是屈骚式的文化情操的延续。张玮仪《宋元看话禅于灵隐寺飞来峰诗歌所呈显之理禅融摄现象》[49],先论飞来峰自然山势与天竺传说，分析文人之观看视角，再推究看话禅如何带动文人穷理探究的态度，使山水描绘由主观情意，投寄转变为客观事理判断。余缮安《飘荡与回归：从三阕〈临江仙〉解读苏轼谪居时的心理变化》[50],借三阕《临江仙》论析苏轼谪居时如何由“何处是吾乡”的喟叹，走到“我亦是行人”的豁达。廖宜平“从疾病诗中的“薰香”与“饭香”论陆游面对病境的心理转变”[51],认为陆游疾病诗中的关注焦点，由“薰香”转向“饭香”，体现出诗人面对疾病的几种心理变化，而其从品味“饭香”的过程，则逐渐省觉到贫病生活内存在的温馨与美善。
（二）诗艺研究
此以苏轼诗研究为多，洪丽玫《苏轼谪黄时期之境界发展研究：以舟与松竹之意象为中心》[52],以《东坡八首》为研究对象，微观分析其田园、竹、松、舟四种意象，抉发其境界之发展与具体展现，认为就中有三层心灵转折：天穷、天不穷、天养，表现苏轼由躬耕田园体悟性命天道之历程，其义理之终极根源，则为“出入佛老而归于儒”。杨喻婷《苏轼咏物诗研究：以具象物体为例》[53],探究苏轼咏物诗的创作背景、思想意涵、内容风格及表现手法，认为苏轼咏物之作的价值与影响，实为其在诗坛地位的重要基石。颜妙容《苏东坡金山诗作述论》[54],从东坡诗梳理其游访金山寺的因缘，一窥其人生行路，并透过诗人主观情思与客观生平经历相互参照，探索其精神境界、生命内涵的变化。萧佳琦《苏轼〈和子由四首·其二·送春〉新探》[55],认为苏轼《送春》并非停留于春日所剩不多的感伤和人生悲慨中，而是拓宽境界，暗示争取下一次实现抱负的机会。
另有李泓霖《苏舜钦诗歌研究》[56],为作者硕士论文，尚未公开，未详其实。施俞君《辛弃疾诗歌研究》[57],首论辛弃疾的生平与诗作，进而分析辛诗体裁、格律、内容风格、艺术渊源与特色、声情韵部，全面探讨其成就。颜智英《游观、惜生、抒怀：论宋诗“观渔”意象之义蕴》[58],认为宋诗的“观渔”意象，蕴有“游观”“惜生”“抒怀”三义，呈现出较唐诗更具体、多元的渔事描绘，更深刻、丰富的情意抒发等特征，从中可窥见宋代文士特有的理性主义、淑世、乐观、写实与创新等的精神风貌。黄雅莉《隔水才有更深的相思——读李之仪〈卜算子〉》[59],探析李之仪《卜算子》一词内容，强调李氏笔下的河水，不仅是爱情阻隔之河，更是人面临各种困境时，极欲挣扎摆脱的意象。李品杉《“边界”作为象征：论宋诗中的“白沟”书写》[60],以《全宋诗》中三十首明确提及“白沟”的诗作为分析对象，认为其书写能呈现文学如何在特定历史脉络下，建构空间与人的关系。杨珮君《〈禅宗颂古联珠通集〉颂古诗中的“渔歌”寓意与“歌”的喻指》[61],指出《禅宗颂古联珠通集》颂古诗中的“渔歌”寓意，承自中国文学传统之道家式“渔父”形象与唐代以张志和《渔父词》、船子和尚《拨棹歌》为代表的文学传统，而不同禅师化用“渔歌”入诗，形成层次更为丰富多元的具体指涉，且与其他“歌”喻有别，从而使“渔歌”成为禅林特有的法说象征。
（三）诗学研究
赖昱吟《欧阳修诗论探析》[62],探索欧阳修“穷而后工”“意新语工”“取法前人”“困难见巧”“佳句还须理通”等诗论的意涵。锺晓峰《为诗人辩护：再论“穷而后工”说在宋代的理论反响》[63]，认为宋人提出的“穷而后工”“诗能达人”“穷而不悔”，既直接反驳“诗能穷人”“诗人多穷”说，也是在为诗歌本质与诗人尊严辩护；辩护过程中，捍卫了诗歌创作的独立性、强调精神德行的力量，进而肯定了诗人生命存在的尊严。王基伦《陈师道〈后山诗话〉的文体观研究》[64],指出陈师道是从体制中看出体式，再转移体式规范到风格的形成，且获得北宋其他文人的呼应，其文体观的主张与评论意见，影响深远。
（四）词艺研究
潘丽珠《潘丽珠词学研讨之完形理论篇》[65],借“完形理论”论析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秦观《望海潮·梅英疏淡》、李清照《永遇乐·落日熔金》、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吴文英《莺啼序·残寒正欺病酒》等长调的意象系统，并辩证古人评论。松尾肇子《雅词的受容：中日文人对宋词的期望》[66],分“宋代词人的人生与词”与“词在日本的受容之一侧面”两大章，前者论王观、晁补之、毛滂、康与之、刘过的词论与词作；后者以《诗学大成抄》述五山诗僧对宋代诗论和诗词的接受。张月贞《论欧阳修词作的“疏隽”与“深婉”》[67],据“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之说，探究欧阳修词的“疏隽”与“深婉”，借此呈显其内涵和价值。黄惠铃《东坡黄州词的时空书写》[68],从形式和内容出发，探析东坡黄州词的时空书写，借此彰显东坡在词体上的承变与词情特质。高昕玥《宋南渡战争词书写研究》[69],先梳理宋南渡词坛战争书写的生成背景，再分析其不同创作主体的思想表达及艺术特色，以论证其突出前人之处。陈蔚瑄《从写情到抒情：重论晚宋典雅词的文心与技艺》[70],反思“抒情论述”诠释晚宋词人与词作的合理性，另行提出“写情”诠释视域，借晚宋词人吴文英与张炎的作品，阐释“写情的文学”在写作上的美学特质。林友良《论苏轼词之赋法及对辞赋作品的借鉴》[71],从“创作技法”和“借鉴取材”两方面，呈现苏轼“以赋为词”的现象。林淑华《方成培和姜夔〈卜算子〉词研究》[72],研究方成培和韵姜夔八首咏梅词，逐首探究其和韵方式，借以探知方成培对姜夔词的看法。
（五）词学研究
林佳蓉《词与地方的抒情叙述：以张炎、仇远、赵孟頫、文征明之词为探讨核心》，考察苏州（吴县）、宜兴、杭州、越州（绍兴）、湖州（吴兴）等地在张炎等人笔下的诗画风貌，认为词人因地域空间转换，产生地方感差异，并透过词作的书写，抒发对家园、乡里的认同，形塑自我的精神价值，挺立于政治与现实之上。释明彗《苏轼“超旷词风”之厘定与评议——以〈定风波〉为例》，[73]细析《定风波》以重探苏轼“超旷词风”。
（六）诗词合论
沈旻儒《诗心与词情：辛弃疾文体选择析论》[74]，辨析辛弃疾如何继承、变革苏轼“以诗为词”之创作观，并对后人造成影响；又指出辛氏之“以诗为词”，并非照单全收苏轼旧有的创作观，而是结合一己生命之独特历程，充分发挥了词体的长处。邓秋华《怀人之思、仕途际遇、生命感悟——浅议苏轼诗词中的“梦”》[75],从怀人之思、仕途际遇、生命感悟三面向探讨苏轼如何写梦，并认为其所以频频以梦入诗词，乃是受到佛教的影响。
（七）接受研究
廖晓萱《北宋晚期诗话论王安石诗研究》[76],以北宋晚期诗话中的王安石诗论，探究诗学典范、诗歌美学、诗歌特色、诗法实践、具体成就等议题，借此说明北宋晚期诗话对王安石诗研究的引导意义。
五
元明清诗词研究涉及“生平与文献”“思想与文化”“诗艺”“诗学”“词艺”“词学”“诗词合论”“接受”等面向，分述如下。
（一）生平与文献研究
生平研究，有田殷齐《张纶英及其〈绿槐书屋诗稿〉研究》[77],先综论张纶英的生平、分析《绿槐书屋诗稿序》，勾勒其学诗历程，再讨论其诗作题材与艺术特色，让人更加认识此位清代常州才女。陈鸿麒《论王士禛的政治认同及其诗学之路》[78],厘清王士禛与家人、亲戚、乡里社交、职场、公务下的私生活等情感关系，并判断其政治认同、自我认同与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认为祖父王象晋、母亲孙氏、长兄王士禄皆是王士禛家庭中的重要他人，对其早年政治认同与为人处世、举业、诗学，影响深刻。李舜臣《西子湖原如画本，南屏僧惯作诗人——南屏“七代诗僧”考论》[79],考察万历至嘉庆年间入住南屏万峰山房的七代诗僧，指出南屏诗僧不仅诗禅并茂，诗风清丽，且大多兼通书、画、篆刻、金石，在诗坛、艺林产生了广泛的回响。梁金群《华化南国——论“南侨诗宗”邱菽园的遗民姿态》[80],立基于“遗民”“离散汉诗”概念，配合邱菽园生平资料，考察其南洋活动与汉诗，并探讨海外文化遗民的生成语境和遗民意识的内涵。李宏健《清代女诗人柳如是》[81],先述柳如是小传，再选注其诗，介绍柳如是的生平与诗风。
文献研究方面，出版了多部专书：陈建军《元代诗文集整理与研究举隅》[82],高磊《姚培谦年谱研究》[83],魏尧西著、邓小军编《姚淑海棠居诗集编年笺注》[84],陈开林笺校之《〈曝书亭集诗注〉校证》与《曝书亭诗录笺注》等[85]。另有卢雪燕《彩绘插图本〈明解增和千家诗注〉的传藏经过与写绘年代考》[86],《明解增和千家诗注》二卷是目前唯一可见手写彩绘插图本之古代“千家诗注”（分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卷一）与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卷二）），作者详考其传藏经过与写绘年代，认为两卷皆出自明代内府写绘，时间至少不早于明中期（15世纪晚期）以前。曾诗涵《词集形塑与词人用心：彊村词的三次结集》[87],探讨朱祖谋由《彊村词》（《别集》《前集》《正集》）、《彊村乐府》到《彊村语业》的编纂历程，指出其编纂的主要理念，系受王鹏运影响，《彊村词》不仅是他对王鹏运词学观念的应和，也是对两人亦师亦友情谊的追念。
（二）思想与文化研究
谢明阳《天地之孤：方以智及其师友的生命情志》[88],以“天地之孤”为主题，先述“托孤说”的形成背景，延伸至道盛与陈名夏的易代情谊，再述龙眠诸子方以智、周岐、钱澄之的家国情怀与立身作为，见证明遗民的心灵从“天地之孤”演变到“人间之群”的历史过程。李燕欣《李东阳诗赋与仕隐心路研究》[89],将李东阳的仕隐经历分为翰林时期、内阁时期和归隐时期，分析各期诗赋作品，认为其因仕宦情况的转变，造成了三个时期诗赋的写作差异，并可窥见以诗赋抒情的创作自觉。陈英木《词话本〈金瓶梅〉回首诗词的道德劝诫》[90],论析词话本《金瓶梅》回首诗词的劝诫主题、道德思维、表现的修养境界，以为其利用回首诗词的道德劝诫阐述情性欲望之外，应有人间操守与自持。雷静《寂感与心身：以王阳明理学诗为例》[91],回到阳明理学诗，考察月之寂照所譬喻的心身寂感关系，认为王阳明理学诗中，月的寂照被用来比喻寂感一体的境界，心体光明彻照身体，而无形躯滞着的局限。陈章锡《王船山〈愚鼓词〉道情体裁与内丹养生功法探究》[92],解析王夫之《愚鼓词》道情体裁与梦之内涵、内丹思想渊源及形式安排、内丹养生功法之思想内涵。
（三）诗艺研究
陈室如《晚清海外旅行书写的异国形象》[93],借鉴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法，探讨晚清海外游记与诗、小说所呈现的异国形象。书共六章，分别为：“现代化之都的见证与转化”“近代女子西游记——单士厘与吕碧城欧游书写的性别自觉与再现策略”“进入或远离？”“黄遵宪汉诗中的新加坡形象——兼与晚清游记的双重对照”“晚清海外游记的博物馆形象”“晚清小说的博览会想象”，揭示了晚清旅游书写中丰富多元的异国形象。陈占扬《从旧体精粹到非诗非文：论易顺鼎之生命境遇与诗艺展演》[94],结合易顺鼎之生命史与诗作，探析其内心世界，并追问诗人如何凭借诗歌技艺之精粹，以不同之体式，若有似无地呈现、回应、反思眼下那逐渐有别于古典语境的近现代感受等议题。郭黛暎《两行与神浃：船山诗艺与诗论的结合与逆反》[95],探论王夫之的悼亡诗与艳诗论、诗歌中的现世孤独、诗歌中的仿拟，认为“两行”与“神浃”可以成为其思想上圆熟变化后，发展为成熟诗艺的关键词，能显豁其穷性命之理，进而以诗言情志之用心。张梓萱《幽冥·异史·孤愤：蒲松龄诗歌的历史意识》[96],以诗歌中的历史意识为线索，从蒲松龄未曾入仕的文人身份着眼，透过与小说对读，呈现蒲松龄对于历史的多元诠释。梁雅英《清代女性题壁诗词传播初探》[97],从绝命诗词的书写、身世悲苦的感慨、婚恋人际的交流、咏史抒怀的心志四个面向，探讨清代题壁诗词的传播现象。张春荣《破迷开悟净人心——明代罗洪先的醒世诗》[98],析论罗洪先醒世诗的内容，归纳出“知足”“随缘”“单纯”“清闲”四大要点。苏仁和《元明僧诗中的锡杖意象》[99],从锡杖的用途与其在中国普及的时代谈起，进而深究元明僧诗中，锡杖作为僧人移动与停驻的意象、“飞锡”与“渡海”意象的结合、锡杖作为兵器、僧人充军的意象等论题。
（四）诗学研究
凌颂荣《元代宋诗学研究：以总集为中心的考察》[100],从国变前后的宋代诗坛出发，次论元代宋诗总集中的遗民情感，再论《诗林广记》《瀛奎律髓》《濂洛风雅》三部总集，最后以陈仁子、刘履为例，讨论理学家与《文选》诗歌的重编，尤着重于国变后，宋人如何将其诗学带进新时代及其往后的发展情况。谢康乐《从杂体诗到元代四时散曲形式美感研究》[101],透过分析杂体诗与四时散曲，认为这两种文体成功将内在精神熔铸于外在形式，往往激荡出动人心魄的文学美感。许祐瑄《黄培芳〈香石诗话〉研究》[102],探讨黄培芳《香石诗话》之诗学理论，借由系统性的整理，架构出《香石诗话》的理论体系。郭子璟《论〈古今诗范〉选评取向中的遗民情怀》[103],从了解《古今诗范》的成书目的与论诗理念为开端，再爬梳其评选偏好，最后审视其展现出的遗民情怀风貌。高知远《〈而蓭诗话〉中创作主体之理论内涵及其发用》[104],发现徐增《而蓭诗话》对于创作主体之建构，乃是将传统诗法视为原则，试图综合天分与个性判断，展现既符合外在形式规约，又超越传统写作模式的创作者。陈志信《从文章学文化论贺贻孙的文论、文章与诗、骚评述》[105]，肯定贺氏的文学事业确为文章学文化产物，其论著也成为足以证明该文化成就的力作。许建业《“可解”与“不可解”：江户时代〈唐诗选〉注解本的注解特色》[106],以为江户时期《唐诗选》注解本有三特色：“简注浅解”“博引详辩”“针对《唐诗解》注解的回应”，可算是“可解不可解”之论的转化与延续，同时展现出江户时代注解汉籍方法与学术理念的争持，实属不可忽略的独特视角。张韶祁《忧世、忧生之辨：刘熙载诗品说外延探论》[107],梳理刘熙载的“忧世”“忧生”之说，认为可从两者之辨，扩大其“诗品说”的外延。郑婷尹《论张玉榖〈古诗赏析〉对“比”的看法——兼论张玉谷对沈德潜诗论之承变》[108],指出张玉谷颇留意“虚”“空”作“比”的灵动性，足见其非仅注重表面形式批评，继承沈德潜诗学之际，未将“比”与沈所看重的寓托传统、含蓄手法密切联系，而多呈现出“比”的灵活变宕之态。
（五）词艺研究
林友良《明代以前词坛仿拟体研究》[109],先辨析词坛与仿拟体近似的概念，进而讨论单一词调仿拟体共仿及续作现象、仿“苏辛词”及“花间体”、两宋名家词仿拟体、明代以前单一词家仿拟体，所得结论为：仿拟词体篇章呈现联章特性、明以前创作“仿拟体”的词家有辛弃疾、元好问、周密、邵亨贞。罗健祐《何绍基‘东洲草堂诗余’“用东坡韵”填词现象探析》[110],探讨何绍基词集的十五阕“用东坡韵”词，认为其仕途失意后着意填词的行为，乃是效仿东坡，借以排解内心情意，并与原作遥相呼应，别有用心。
（六）词学研究
杜承书《张惠言“经术为词”理论与实践研究》[111],厘清张惠言词学观之渊源，并借作品分析实践意涵，不仅使张惠言词学理论更具实用价值，亦能彰显自身人格与学术特质，使后世读者更理解其词学理论之特色。许嘉玮《曹溶与浙西词派之关系重探》[112],认为曹溶在朱彝尊习词初期虽曾发挥影响，但整体而言，其论词主张更近于阳羡词派的陈维崧，而其引领风气之变，殆源于朱彝尊刻意的推崇与误读。
（七）诗词合论
曹官任《论元好问诗词分际兼及宫体词创作意识》[113],归结出元好问的诗与词，乃同在不亏大节的前提下，所具备的拘谨与疏放两种面貌，而“以诗为词”则不必然有提升词体地位的“尊体”思想。
（八）接受研究
许淑惠《清初宗唐诗话中的苏、黄诗接受》[114],文中发现清初宗唐诗话并非全然批评苏轼、黄庭坚诗，仍肯定苏、黄博学高才，皆视苏、黄承继杜诗，且隐含苏、黄优劣之说。许如苹《推尊太白乐府——论杨慎〈李诗选〉评点》[115],校订杨慎评点之考释李白诗十四条、评释李白诗十四条，并进一步理解内容，探明其“推尊太白乐府”的内涵。陈英杰《阅读革命：〈诗归〉的杜诗选评》[116],锁定《诗归》所选杜甫七律，并通过锺、谭评点与杜诗文本的反复磨勘，凸显“可思而不可解”“杜诗入理独妙”“性情语”，皆划时代的观念，认为此乃当时的阅读革命。
六
近现代诗词研究涉及“生平与文献”“思想与文化”“诗艺”“诗学”“词艺”“接受”面向，分述如下。
（一）生平与文献研究
文献研究，出版了一部诗选：林俊宏、大山昌道编《日本人书写屏东诗选》[117],选录清代时期，日本人至屏东出兵、任职、巡视、考察、旅游时创作的汉诗，凡55位，267首诗。杨东庆《以文吟社诗人朱传明、吴余顺、锺常遂研究》[118],考察桃园“以文吟社”（1911年成立）三位重要诗人的生平和著作，探析其诗作特色，并附录三位诗人的诗词作品。谢明阳《从牢山海印寺到基隆海印寺：诗僧本际法师的生命追寻与归宿》[119],考察诗僧本际法师追寻牢山海印寺、以基隆海印寺为归宿、与诗人刘泗英相唱和之作，以更明了其心境与理想。周志仁《炭王诗人的事业经营之道：以李建兴〈绍唐诗集〉为考察对象》[120],据李建兴《绍唐诗集》及其他著述，兼采方志、报章等史料，结合实地考察，具体呈现其生命历程与事业经营理念。梁帅《罗振玉与王国维词曲研究之学术因缘》[121],认为词曲才是罗振玉、王国维学术结缘的起点，梳理此点，对考察王氏词曲研究活动的开展，乃至窥探民国时期的学人生态，均具重要意义。何维刚《张梦机青年时代的诗作与行迹考论》[122],以张梦机的学生时代为考察主轴，搜罗轶诗与报章材料，重新构建张梦机的早期面貌，同时透过张梦机的青年行迹及诗作，探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渡台第二代诗人成长背后的生命经验与文化传承。洪淑苓《流苏胜雪灿精神——曾永义院士诗文日记的内容与旨趣》[123]探索曾永义诗文日记的性情与襟抱，以怀其人其事。王建国《非常与日常：论季麒光与沈光文交游始末——以东吟社之前、后时间为主要场域》[124],透过沈光文与季麒光《〈东吟诗〉叙》的相互对话，配合二人相关诗文，完整呈现东吟雅集的面貌，同时显豁该社对二人交游所具的“承先启后”之关键转折意义。孙广海《罗慷烈教授手钞〈苹梦斋词稿〉全刊稿》[125]，共刊诗词99首，创作时间为1942年至1950年，呈现了罗氏赴港前诗词作品之风貌。
（二）思想与文化研究
安怡中《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之诗词研析——以“林家花园”为例》[126],研讨林家花园的历史演变与时代意涵、园邸内诗词的意涵、诗词的空间布局与人格抒怀。张复隆《日本对台湾的侵占和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古典诗中的茶糖书写》[127],论及日据时期台湾古典诗中的茶糖意涵与表征、饮食、物产与农村风光描写、经济和社会现象，呈现了当时的茶糖产业与文化。邱郁茹《翰墨寻兮庙寺游——以府城庙宇与南社诗人为中心》[128],说明作者如何汇整史料、亲自踏查，将南社诗人翰墨踪迹与府城寺庙的地理位置，置于网络平台，以利普及推广与后续增修。江晓辉《地理、进化与文明：梁启超、康有为海外诗中的世界图像》[129],认为梁启超、康有为海外诗中的视野与文化意识，皆与以往汉族中心主义有所不同，体现了面向海洋、积极汇入现代文明的转向，呈现出一幅世界尺度的宏观图像。林俊宏《从日本人的汉诗看清末、日本对台湾的侵占和殖民统治时期的屏东人文与风情》[130],认为日本人书写屏东的汉诗，对了解当时屏东的历史、自然、人文等面向，有所增益。许玉河《洪杞〈澎湖地名歌诗〉探究》[131],详细解析、诠释了洪杞的《澎湖地名歌诗》。王绮雯《“西螺柑”诗赋意象初探》[132],探析13篇提及“西螺柑”的诗赋，发现其中普遍含有“佳果”意象。庄岳璘《酬鬼竞豪奢：日本对台湾的侵占和殖民统治时期〈诗报〉中盂兰盆诗作初探》[133],认为科学进步的新时代无鬼论、传统儒家之社会关怀精神，以及皇民化运动下的爱国思想，为盂兰会革建立合理的改革基础，也反映出日据时期，诗人对盂兰盆节的观点。蔡知臻《〈台旅月刊〉研究：兼论所载古典诗之战争遗绪与地志书写》[134],据台湾战后初期旅行杂志《台旅月刊》所载古典诗，讨论其战争与地志，以揭明当时台湾风貌之一斑。
（三）诗艺研究
俞栋祥《周植夫瀛社击钵吟抡元诗探析》[135],探讨周植夫1966年至1981年，于“瀛社”主办之击钵吟赛中抡元的33首诗作，归结其风格、特色之余，也指出：正是藉由诗社中的“击钵吟”，方使传统汉诗在日据时期得以延续发展，且为现代文学或未来文学，奠下良好基础。杨雅惠《江海凝清光：汪雨盦先生诗书之艺及其在战后台湾的美学意义》[136]，由美学角度，综观汪中诗、书之艺术，探诗艺涵泳之秘、书艺寝馈之源，能提炼其诗书艺术审美之道。吴毓琪《日本对台湾的侵占和殖民统治台湾传统文人运用“华盛顿”译词书写诗文的语境》[137]，聚焦日据时期传统文人纵观台湾政治历史变动，借文化翻译方式，吸纳“华盛顿”译词的文化意义，挹注西方新学知识入诗，透过书写作品呈现出传统文人欲寻求台湾未来另一种出路的论述方式。黄雅莉《陈文华教授〈珍帚集〉感时伤世之作的诗史精神》[138],由陈文华的杜诗研究贡献谈起，进而认为陈氏诗作中的诗史精神，富有情蕴之美与诗心之真，可谓深得杜甫“诗心蕴史”的创作精神。陈亭佑《成惕轩楚望楼诗文再探》[139],先析论其骈文观，再将其诗作放在时代背景中，从身世感怀、现代经验入诗、闱中唱和三方面，指明其对于一己诗歌艺术生命的看法与寄托。萧丽华《人间有情·春阳煦煦——曾永义教授的古典诗天地》[140],探讨曾永义古典诗的内容、风格及特色，缅怀其人其事。殷慧茹《试论〈出狱归家〉与赖和汉诗中的“此身”与“此生”》[141],考察赖和《出狱归家》“此身”“此生”异文各别蕴藏的涵义，认为“此身”更贴近赖和用语的习惯。周志仁《由诗情达画意：蔡雪溪诗画创作历程之探索》[142],结合蔡雪溪汉诗与画，兼及文友诗作，并参照当时报刊，由诗情达画意，探析蔡雪溪创作的本源。林云英《丁治磐诗的形式与内容初探》[143],认为丁治磐诗的书艺特色为：情寄于诗，寓于书，想象意境深远、豪迈旷达；题材丰富，形式多样。李仲杰《为民为国争自由：日本对台湾的侵占和殖民统治文人石中英的家国书写》[144],结合石中英的生平和战争、国族诗词作品，观察其身份认同，认为其对台湾的爱与关怀颇为深厚，令人动容。
（四）诗学研究
胡旻《古典的现代转化：美国汉学名家诗学研究》[145],探讨陈世骧、刘若愚、高友工、叶维廉、宇文所安等人诗学，阐发评骘其得失，并针对反思中文学界既有研究之争议或误解，有助于深入理解与发扬古典文学传统，推助其现代转化。施懿琳《吴新荣的旧诗改革梦》[146],简析日据时期台南文学推手吴新荣对于旧诗改革的看法。张艳《纯粹与含蓄：台湾“神韵”系谱诗论中的两种诠释向度》[147],探析王梦鸥和蔡英俊对“神韵”诗论的诠释，认为中国诗歌传统中美学议题与道德议题对话的多种可能性，在二人自美学与伦理学向度对“神韵”系谱诗论的诠释中，得到呈现。
（五）词艺研究
王伟勇《闵宗述先生〈悠波阁词〉赏析》[148]，从“善于借鉴唐五代词及宋词”“充满思乡之情、时序之感”“词风温婉有致，笔带感情”三方面赏析闵宗述《悠波阁词》的特色，并判定其为婉约词人。
（六）接受研究
陈炜舜《汉藏之间：仓央嘉措旧体译述研究》[149],先宏观考察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情歌在世界的接受情况，其后，依次探析曾缄、刘希武、卢前等人的旧体译述作品，不仅可见民国时期仓央其人其诗与汉地作者的互动，亦呈现当时旧体文坛生态。连清吉《日本京都中国文学论考》，先论京都中国文学研究的系谱，再探狩野直喜、铃木虎雄、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的中国文学论，进而细究铃木虎雄的杜诗论、青木正儿的李白研究、吉川幸次郎的杜诗学、小川环树的苏轼和陆游研究，清楚呈现日本京都学派的中国文学论。王岫庐《从误读到发现：以乾隆御制诗〈咏鸡缸杯〉19世纪的两个英译本为例》[150],探析斯蒂芬·韦斯顿（Stephen Weston）《李唐，一首乾隆御制诗的翻译及注释》（Ly Tang，An Imperial Poem in Chinese）与卜士礼（Stephen Wootton Bushell）《东方陶瓷艺术》（Oriental Ceramic Art，Collection of W.T.Walters）收录的乾隆《咏鸡缸杯》译本，思考19世纪西方对中国文化由误读到发现的演化过程，并从中管窥早期英国汉学发展中，“前汉学家模式”与“专业汉学研究”两种知识类型。锺志伟《古典文学的教学突围——李白诗的知识转译与杂志编写》[151],以自身教学经验为例，解说课程如何以精读文本为基础，深入李白家世生平、生命历程、性格思想、文学观念与诗歌风格，并共编“李白诗”杂志为创意成果。吴怡萍、冯蕙娴、毛柏仁《以自动音韵判读与统计分析再探英译〈唐诗三百首〉》[152],打破过往只以尾韵分析音韵的方法，有助于协助翻译学者分析不同时期出版之诸多唐诗译本的用韵方式。唐砚渔、简韶临、林汉裕、潘钰丹《现代人对宋词词句之色彩认知与感受分析》[153],采问卷调查法，探讨受测者对宋词八阕的色彩感知与感受，将阅读诗词时脑海产生的色彩意境，具体延伸到设计中，提供设计工作者更扎实的文化涵养、更准确的色彩应用，并提升消费者的美学体验质量。
总上所述，2023年台湾学界诗词研究的风貌与特色，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1.以通代而论，虽从传统文献出发，却均致力于抉发新题，或论城市，或说节气，或叙海洋，具体展现了新旧交锋、融合突破的可能性。
2.以断代而论，唐、宋两代的研究，稳定持平发展，但不免有较难自出新意的困境；明、清则后势强劲，所论辄能别开生面，豁人心眼。
3.以研究面向而论，多集中于探索“诗艺”“诗学”，但取径不一，援引传统文论者有之，借鉴西方文论者亦有之，颇能深中肯綮。
4.以人而论，杜甫、白居易、李商隐、苏轼，仍是热门的论述焦点，占了研究成果的绝大多数，此外则颇为分散寥落，亟待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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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蔡 乐
审核：黄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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