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与“其他负债”科目深度研究

        研究范围：2015–2025年历史分析与2026–2027年展望

第一章：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是观察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的核心窗口。作为中央银行最重要的财务报表，它直接反映了基础货币的投放方式、规模及结构变化。通过对资产负债表各科目的深入分析，可以清晰地把握货币政策的转型方向和实施力度。在央行资产负债表的众多科目中，“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和“其他负债”是两个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科目。

“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反映央行通过多种政策工具向存款性金融机构投放基础货币所形成的债权，其规模变化直接体现了基础货币投放方式的转型进程。自2014年以来，随着外汇占款增速放缓，央行创设了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PSL）、常备借贷便利（SLF）等一系列新型政策工具，“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科目快速壮大，已成为央行资产端的第一大项目。

“其他负债”科目虽然规模相对较小，但近年来出现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特别是2024年以来，随着央行启动债券借贷业务和国债买卖操作，该科目的构成发生了质的变化，值得深入研究。此外，2022年央行向财政上缴结存利润约万亿元的特殊操作，也导致了该科目出现了历史性的剧烈波动。

本报告旨在通过对这两个科目的2015–2025年历史数据进行系统性分析，揭示其规模演变、结构变化、周期特征和政策关联性，并对2026–2027年的走势进行展望与预测，为理解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提供参考。

1.2 研究范围与方法

本报告的数据范围覆盖2015年1月至2025年12月，共132个月度观测值。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定期发布的资产负债表数据，同时参考了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政策工具操作公告等公开信息。在分析方法上，本报告采用了多种分析工具的结合：一是趋势分析，通过时间序列图和年度数据汇总表展示科目规模的长期演变趋势；二是结构分解，将科目余额与总资产/总负债进行比较，分析其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地位变化；三是周期识别，通过季度热力图等工具揭示科目的季节性规律；四是情景预测，基于历史趋势和政策局面，设定三种情景对未来两年的走势进行预测。

1.3 报告结构概览

本报告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引言，介绍研究背景、范围和方法；第二章深入分析“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科目的历史演变、阶段特征和政策工具结构；第三章分析“其他负债”科目的规模变化、异常波动和增长驱动因素；第四章将两个科目进行对比与关联分析；第五章对2026–2027年的走势进行展望与预测；第六章总结主要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第二章：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历史演变与现状分析

2.1 科目定义与政策工具映射

“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是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资产端的重要科目，反映央行通过多种政策工具向存款性金融机构投放基础货币所形成的债权。存款性公司主要包括商业银行、农信社、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等。该科目的变化直接反映了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规模和方式变化。

该科目主要包含以下政策工具形成的债权：

MLF（中期借贷便利）：2014年9月创设，是央行向符合宏观审慎要求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主要工具，期限通常为3至12个月。MLF不仅是流动性投放工具，其操作利率也是中期政策利率的重要参考。

PSL（抵押补充贷款）：2014年4月创设，主要用于支持棚户区改造、三大工程等重大国家战略领域。PSL通过开发性金融机构抵押资产发放贷款，期限较长，通常为1至3年。

SLF（常备借贷便利）：2013年初创设，主要功能是服务于利率走廊机制，作为利率走廊的上限。金融机构可以主动申请SLF，由央行根据其流动性状况和宏观审慎要求决定是否发放。

再贷款再贴现：包括支农支小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科技创新再贷款、普惠小额贷款支持工具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是央行精准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手段。

公开市场逆回购：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商业银行买入有价证券，期限通常为7天或14天，是日常流动性管理的核心工具。

2.2 2015-2025年规模演变

下图展示了2015年至2025年“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科目的月度余额走势。可以看到，该科目经历了显著的扩张过程，从2015年初的约2.5万亿元增长至2025年末的20.50万亿元，累计增长超过671%。其间虽然有短期的回调（如2021年和2024年），但整体上升趋势十分明显。

图1：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月度余额趋势（2015-2025）

下表1汇总了各年度的关键数据指标。从表中可以看到，该科目的年度变动幅度差异很大，最大的年度增幅为2016年的63.0%，最大的年度降幅为2024年的-14.6%。占总资产的比例从2015年的8.38%稳步上升至2025年的42.57%，表明该科目已成为央行资产端的绝对主体。

表1：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年度数据汇总

关键发现：2015–2025年间，该科目从2.66万亿元增至20.50万亿元，累计增长671%。与央行总资产变动的相关系数达到0.9495，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强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央行资产的扩张主要是通过对存款性公司债权的增加来实现的，这一科目已成为观察央行资产负债表变化的核心指标。

2.3 四个阶段的政策演变

第一阶段（2015-2018年）：MLF崛起

2015–2018年是“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科目快速扩张的阶段。其中，2016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2016年1月，该科目从2015年12月的2.76万亿跃升至5.20万亿，单月增幅达88.7%，创下历史记录。这一跃升的主要驱动力是MLF的大规模投放。

在这一阶段，MLF余额从2015年末的1.07万亿元大幅增至2016年末的5.45万亿元，增长超过4倍。与此同时，PSL也进入了大规模投放期，余额从1.08万亿元增至3.38万亿元，主要用于支持棚户区改造等重大民生工程。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央行基础货币投放从被动的外汇占款模式转向主动的中期借贷工具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的增长仅为3.2%，这是因为MLF刚创设不久，规模还比较小，外汇占款仍然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但从2016年开始，随着外汇占款增速显著放缓，MLF迅速填补了基础货币投放的缺口，带动该科目进入快速增长通道。

第二阶段（2018-2021年）：降准置换与结构性工具萌芽

2018–2021年是政策调整与工具创新并存的阶段。核心特征是央行多次采用降准置换MLF的组合操作，在释放流动性的同时优化基础货币投放结构。2018年4月，央行首次采用降准置换MLF的操作，约置换9000亿元MLF。随后在2019年和2020年多次重复这一操作，导致MLF余额从高点的近5万亿元降至3.55万亿元左右。

与此同时，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开始萌芽。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央行创设了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3000亿元），支持医疗物资生产和重要物资保障。紧接着，2021年央行推出了碳减排支持工具，通过再贷款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等重点领域发展，这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重要拓展。

在这一阶段，科目余额从2017年末的10.22万亿元增长至2021年末的12.86万亿元，年均增速约5.9%，显著低于第一阶段。这反映了降准置换操作对科目增长的抑制作用，以及央行对基础货币投放方式的优化调整。

第三阶段（2022-2023年）：MLF再扩张

2022–2023年，“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科目进入了新一轮快速扩张期。主要驱动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MLF的大幅增长，二是PSL的重启。MLF余额在这两年间大幅增长约2.53万亿元，至2023年末达到7.08万亿元。这一增长主要受到以下因素驱动：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央行需要通过MLF投放流动性支持经济；二是降准置换的力度减弱，MLF到期后续做的比例增加；三是多次降息后，银行对MLF的需求增加。

PSL在这一阶段重新启动，主要用于支持“保交楼”和“三大工程”建设。“保交楼”是2023年房地产市场的重点政策，央行通过PSL向开发性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三大工程”包括保障性住房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是稳增长的重要投资渠道。在这两股力量的共同推动下，科目余额从2021年末的12.86万亿元快速攀升至2023年末的18.56万亿元，两年累计增加5.70万亿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也从32.51%跃升至40.61%，首次突破40%的门槛。

第四阶段（2024-2025年）：深刻转型

2024–2025年是央行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发生深刻转型的阶段。这一转型的核心是央行创设了国债买卖工具和买断式逆回购工具，标志着基础货币投放正在从以MLF为主的模式向更加多元化的模式转变。2024年全年，“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科目减少了约2.67万亿元，从18.56万亿降至15.64万亿，降幅14.6%，创下历史最大年度降幅。其中，MLF减少1.99万亿，PSL减少0.89万亿。

2024年8月，央行创设国债买卖工具，作为基础货币投放的新渠道。与MLF不同，国债买卖是央行直接在二级市场买入国债，既能投放基础货币，又能管理国债收益率曲线。同年10月，央行又创设了买断式逆回购工具，与传统的质押式逆回购相比，买断式逆回购可以更灵活地管理流动性。2025年，随着新工具的持续扩容，科目余额回升至20.50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这表明新工具已经成功接替了传统工具的功能，基础货币投放方式的转型正在稳步推进。

2.4 结构占比变化分析

下图展示了“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占央行总资产比例的变化趋势。可以清晰地看到，该比例从2015年的8.38%稳步上升至2025年的42.57%，已成为央行第一大资产项目，超过了传统的“国外资产”科目。

图2：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占总资产比例变化（2015-2025）

这一变化意味着央行资产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2015年，国外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超过80%，央行的资产扩张主要依赖外汇占款。但到了2025年，对存款性公司债权占总资产的比例已达42.57%，而国外资产的占比已降至约50%以下。这表明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已经从被动的外汇占款模式完全转向主动的国内政策工具模式。

2.5 年度变动特征

下图展示了各年度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到，该科目的年度变动呈现明显的周期性特征，波动性较大。2016年增长63%为历史最大幅度，2024年下降14.6%为历史最大降幅。

图3：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年度变动（2015-2025）

从变动特征来看，增长较大的年份（2016、2018、2023年）通常对应着政策工具的大规模扩容期，而下降的年份（2021、2024年）则对应着政策转型或工具替代期。这种波动性反映了央行政策操作的灵活性和应对性，也说明该科目对政策环境变化非常敏感。

2.6 周期性特征

下图的季度热力图展示了各季度环比变动的规律。可以观察到以下特征：

图4：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季度环比变动热力图

第一，1月和9月通常环比增加较多，这与年初投放和季末流动性需求有关。年初央行通常会加大流动性投放以满足春节前的资金需求，而9月作为三季度末，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需求通常会增加。

第二，3月和4月通常环比减少，这与到期高峰有关。年初投放的大量操作在一季度末集中到期，导致科目余额自然回落。同时，年初的降准操作也可能在这一时期置换部分到期资金。

第三，整体上受政策操作节奏影响较大，季节性规律并不显著。与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季节性规律不同，央行的政策操作更多受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影响，因此季节性因素的解释力相对有限。

2.7 政策工具规模估算

下图展示了2024年9月末各主要政策工具的规模估算结果。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央行并未公开每个工具的详细余额，以下数据基于多方信息源的综合估算。

图5：主要政策工具规模估算（2024年9月末）

根据估算，2024年9月末各工具的规模大致如下：MLF余额约6.88万亿元，仍然是规模最大的单一工具；PSL余额约2.58万亿元，主要用于支持保交楼和三大工程；逆回购余额约1.69万亿元，体现了日常流动性管理的规模；各类结构性工具合计约4.1万亿元，包括碳减排支持工具、科技创新再贷款、普惠小额贷款支持工具等。

值得注意的是，结构性工具的规模已经超过了PSL，成为第二大政策工具。这反映了央行货币政策从“总量控制”向“结构性调控”转变的趋势。随着国债买卖和买断式逆回购等新工具的发展，未来的政策工具格局可能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

第三章：其他负债——历史演变与现状分析

3.1 科目定义与构成变化

“其他负债”是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负债端的一个小型科目，但其构成和变化却蕴含着丰富的政策信息。传统上，该科目的主要构成包括：公开市场正回购余额、央行财务收入（未上缴收益）、以及金融机构以外汇形式缴纳的存款准备金等。这些项目虽然单项规模不大，但合计起来能够反映央行财务状况和部分政策操作的痕迹。

然而，自2024年起，该科目的构成发生了重要变化。新增的构成项目主要包括：央行债券借贷产生的归还义务，以及结构性工具相关的利息和费用。特别是债券借贷业务的启动，标志着该科目从一个被动的、以财务收入为主的科目，转变为一个主动的、包含政策操作功能的科目。这一变化使得“其他负债”的政策含义大大增强，值得持续关注。

3.2 2015-2025年规模演变

下图展示了2015年至2025年“其他负债”科目的月度余额走势。整体上，该科目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但中间经历了多次显著的异常波动。从2015年末的2,855亿元到2025年末的21,444亿元，增长了约6.5倍，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22.3%。

图6：其他负债月度余额趋势（2015-2025）

表2：其他负债年度数据汇总

关键发现：2025年末该科目余额达到2.14万亿元，占总负债的比例为4.45%。虽然规模相对较小，但增长势头明显。特别是2024—2025年，年均增速超过30%，远高于历史平均水平。这主要得益于债券借贷业务的启动和结构性工具的持续扩容。

3.3 关键异常变动分析

图7：其他负债年度变动（2015-2025）

2022年央行上缴利润事件：2022年是该科目历史上波动最剧烈的一年。上半年，央行向财政上缴结存利润约1.1万亿元，用于留抵退税和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这一操作导致其他负债从年初的1.39万亿元急剧收窄至2,557亿元，变动率达-81.6%。下半年开始，随着利润上缴的完成，该科目逐步恢复，但全年仍下降52.5%。这一事件的背景是，2022年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而留抵退税等稳增长政策需要大量财政资金支持。央行通过上缴结存利润的方式，将其财务收益转化为财政支出，既缩小了央行的负债规模，又支持了稳增长政策的实施。这是央行财政协同的一次重要实践。

2024年债券借贷业务启动：2024年8月，其他负债单月增加4,802亿元，创2010年以来新高。这一异常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央行启动了债券借贷业务。央行通过“债券借贷+卖出”的方式管理国债收益率曲线，借入约3,500亿元中长债并卖出，产生了相应的归还义务。债券借贷业务的启动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表明央行已经将国债收益率曲线管理纳入日常政策工具箱，而不仅仅是临时性的市场干预。这一操作也标志着“其他负债”科目的构成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以财务收入为主转变为以政策操作为主。

3.4 结构占比变化

下图展示了“其他负债”占央行总负债比例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到，该比例从2015年的不足1%稳步上升至2025年的4.45%。特别是2024—2025年的加速上升趋势引人注目。

图8：其他负债占总负债比例变化（2015-2025）

尽管占比仍然较小，但考虑到央行总负债规模巨大（超过40万亿元），即便是几个百分点的变化也意味着数千亿元的规模。未来随着债券借贷业务的常态化和结构性工具的进一步扩容，该科目的规模和占比有望继续提升。从国际比较来看，发达国家央行的“其他负债”科目占比通常也较低，但中国央行的这一科目增长速度明显更快，反映了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对负债结构的影响。

3.5 增长驱动因素分解

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将“其他负债”的增长驱动因素分解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债券借贷业务（2024年8月起）。这是目前最重要的新增驱动力。央行通过借入国债并卖出的方式管理收益率曲线，产生的归还义务记入该科目。随着国债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央行收益率曲线管理的常态化，这一驱动因素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

第二，利息收入积累。MLF、逆回购等工具的大规模使用产生了大量的利息收入。央行向商业银行提供基础货币时收取的利息，在未上缴财政之前会作为央行的财务收入累积在该科目中。随着对存款性公司债权规模的扩大，这部分收入也在持续增加。

第三，外汇投资收入。央行管理的外汇储备规模巨大，其投资收益也是央行财务收入的重要来源。尽管具体数字未公开，但全球外汇储备的投资回报率通常在3%-5%之间，对应的绝对数字可能达到数千亿元级别。

第四，结构性工具扩容。部分结构性工具的利息和费用也可能记入该科目。随着碳减排支持工具、科技创新再贷款、普惠小额贷款支持工具等的持续扩容，这部分的影响也在逐步增大。

第四章：两科目对比与关联分析

4.1 规模与增速对比

下图将“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和“其他负债”两个科目的规模变化进行了直观的对比。可以看到，对存款性公司债权的20.50万亿元规模远超其他负债的2.14万亿元，两者规模差异约10倍。但值得注意的是，两者的增长趋势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图9：两科目规模对比（2015-2025）

从增速来看，对存款性公司债权的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22.6%，而其他负债的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22.3%，两者非常接近。这表明尽管规模差异很大，但两个科目的增长动力存在共同的驱动因素。两个科目的增长都与央行政策工具的扩张密切相关，只是作用渠道不同：一个在资产端，一个在负债端。

4.2 政策关联性分析

两个科目之间存在多重政策关联性：

关联一：MLF/逆回购大规模使用产生利息收入，推动其他负债增长。央行通过MLF和逆回购等工具向商业银行投放基础货币时，会收取相应的利息。这些利息收入在未上缴财政之前会累积在“其他负债”科目中。因此，对存款性公司债权的增加会通过利息收入渠道间带动其他负债的增长。

关联二：降准置换MLF导致对存款性公司债权下降，利息收入减少。当央行采用降准置换MLF的操作时，对存款性公司债权会减少，同时由于MLF余额的减少，未来的利息收入也会相应减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2018—2021年的降准置换期，两个科目的增速都出现了放缓。

关联三：债券借贷业务增加其他负债，配合国债买卖操作。2024年8月以来，央行启动的债券借贷业务直接增加了其他负债，而国债买卖操作则可能影响对存款性公司债权的规模。这两个操作是央行新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资产端和负债端的联动管理。

关联四：结构性工具扩容同时影响两个科目。结构性再贷款工具的发放会增加对存款性公司债权，而相关利息和费用则可能记入其他负债。因此，结构性工具的扩容会同时推动两个科目的增长。

4.3 基础货币投放方式的三次转型

通过对两个科目的历史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基础货币投放方式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型：

第一次转型（2002-2014年）：外汇占款为主。在中国加入WTO后的黄金十年，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带来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央行通过购买外汇投放基础货币，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这一时期，“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科目规模较小，占总资产的比例不足10%。

第二次转型（2014-2024年）：MLF/PSL/再贷款。随着外汇占款增速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央行创设了一系列新型政策工具来投放基础货币。MLF、PSL、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逐渐成为主力，“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科目快速壮大，到2023年末占总资产的比例已超过40%。

第三次转型（2024年起）：国债买卖+买断式逆回购。2024年8月以来，央行创设了国债买卖工具和买断式逆回购工具，标志着基础货币投放方式正在经历第三次重大转型。新工具的引入不仅改变了基础货币的投放方式，也对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债券借贷业务的启动使得“其他负债”科目的政策含义大大增强。

这三次转型反映了中国货币政策框架从被动到主动、从单一到多元、从数量型到价格型的演进过程。每一次转型都伴随着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的深刻调整，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和“其他负债”两个科目正是观察这一演进过程的最佳窗口。

第五章：2026-2027年展望与预测

5.1 预测方法与假设

本报告采用趋势外推法和政策情景分析法对2026—2027年的走势进行预测。趋势外推法基于2023—2025年的线性趋势进行外推，政策情景分析法则设定了基准、乐观和悲观三种情景，分别对应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取向。

基准情景假设：中国经济保持中速增长，央行继续推进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国债买卖操作稳步推进，MLF继续缩量但新工具扩容，债券借贷业务常态化运行。

乐观情景假设：经济复苏强劲，内生增长动力增强，央行适度收缩流动性投放，MLF加速缩量，结构性工具逐步退出。

悲观情景假设：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部环境恶化，央行加大流动性投放力度，MLF和结构性工具大幅扩容，债券借贷规模增加。

5.2 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预测

图10：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与其他负债预测（2026-2027）

表3：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预测结果

在基准情景下，预计2026年末对存款性公司债权余额为22.02万亿元，2027年末为23.49万亿元，年均增速约6.5%。这一预测基于以下假设：国债买卖操作稳步推进，每年增加约1万亿元；MLF继续缩量但速度放缓，每年减少约0.5万亿元；结构性工具保持稳定或小幅增加。

在乐观情景下，预计2026年末余额为21.26万亿元，2027年末为21.91万亿元，年均增速约3.0%。这一情景假设经济复苏强劲，央行适度收缩流动性投放，MLF加速缩量，新工具扩容速度放缓。

在悲观情景下，预计2026年末余额为23.25万亿元，2027年末为26.20万亿元，年均增速约12.0%。这一情景假设经济承压，央行加大流动性投放，MLF停止缩量甚至小幅增加，结构性工具大幅扩容。

5.3 其他负债预测

表4：其他负债预测结果

在基准情景下，预计2026年末其他负债余额为2.39万亿元，2027年末为2.70万亿元，年均增速约12.0%。这一预测基于以下假设：债券借贷业务持续运行，年均增加约2000亿元；利息收入继续积累，年均增加约1000亿元；结构性工具相关费用小幅增加。

在乐观情景下，预计2026年末余额为2.26万亿元，2027年末为2.39万亿元，年均增速约6.0%。这一情景假设经济好转，债券借贷规模适度收缩，利息收入增速放缓。

在悲观情景下，预计2026年末余额为2.59万亿元，2027年末为3.16万亿元，年均增速约20.0%。这一情景假设央行加大收益率曲线管理力度，债券借贷规模大幅增加，同时结构性工具大幅扩容带来更多利息和费用收入。

关键变量分析：其他负债预测的最大不确定性来自债券借贷业务的持续性。如果央行将债券借贷作为常态化工具，该科目的增速可能超过基准预期；如果债券借贷仅是阶段性操作，则增速可能低于预期。此外，央行利润上缴政策的变化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5.4 风险因素与不确定性

在做出上述预测时，需要关注以下风险因素和不确定性：

第一，国债市场发展速度。国债买卖工具的推进速度取决于国债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如果国债市场发展不及预期，央行可能需要更多依赖MLF等传统工具，从而影响两个科目的相对规模。

第二，结构性工具政策调整。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退出和续期安排将直接影响对存款性公司债权的规模。如果部分到期工具不再续期，该科目可能出现阶段性下降。

第三，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全球经济形势、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都可能影响中国的货币政策取向，进而影响两个科目的走势。

第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速度将影响央行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方式，从而间接影响两个科目的规模和结构。

第六章：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主要结论

通过对2015—2025年“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和“其他负债”两个科目的系统性分析，本报告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结论一：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是观察央行基础货币投放转型的核心指标。该科目从2015年的2.66万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0.50万亿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从8.38%升至42.57%，已成为央行第一大资产项目。其变化轨迹完整地记录了中国基础货币投放方式从外汇占款向政策工具的转型过程。

结论二：MLF从“主力政策工具”回归“纯流动性投放工具”。2014年创设以来，MLF长期承担着基础货币投放和中期政策利率传导的双重功能。但随着国债买卖工具的推出，MLF的政策利率传导功能可能被削弱，逐步回归为纯粹的流动性投放工具。

结论三：其他负债构成发生质变，债券借贷成为新增长点。2024年8月启动的债券借贷业务使得该科目从以财务收入为主的被动科目转变为包含政策操作功能的主动科目，其政策含义大大增强。

结论四：基础货币投放正在经历第三次重大转型。从外汇占款到MLF/PSL/再贷款，再到国债买卖+买断式逆回购，每一次转型都标志着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成熟和进步。当前的转型正处于关键时期，新工具的运行效果值得持续关注。

结论五：结构性工具持续丰富，已成为精准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手段。从疫情防控再贷款到碳减排支持工具，再到科技创新再贷款和普惠小额贷款支持工具，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种类和规模都在不断扩大，已成为央行政策工具箱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6.2 政策建议

建议一：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管理机制。建议进一步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管理的制度框架，明确操作规则和透明度，增强市场预期引导。同时，应加强债券借贷业务的风险管理，确保操作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

建议二：优化结构性工具的退出和续期安排。随着部分结构性工具陆续到期，建议建立明确的退出和续期评估机制，避免工具的过度积累。对于已达成政策目标的工具，应及时退出；对于仍需支持的领域，应通过续期或新设工具予以保障。

建议三：加强央行资产负债表透明度。建议进一步细化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科目披露，特别是“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和“其他负债”两个科目的明细信息。定期公布各政策工具的余额和操作情况，有助于市场更好地理解央行的政策意图和操作逻辑。

建议四：推进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继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以利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随着国债买卖工具的成熟，应逐步减少对数量型工具的依赖，更多运用价格型工具来调节流动性。同时，应加强政策利率对市场利率的传导效率，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和“其他负债”两个科目虽然分别位于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和负债端，但它们共同记录了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深刻变革。通过对这两个科目的持续跟踪和深入分析，可以为理解中国货币政策的走向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在未来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这两个科目的重要性有望进一步提升，值得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