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整理自克明德经济研究所报告《现代秩序：看懂当下的核心困局及现实挑战》

“现代化”的概念及其研究，是在“二战”结束后逐渐兴起的，迄今至少已经有八十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老课题”了。这些年来，全世界范围内，不计其数的专家学者给予了其各种解释，非常丰富，也非常庞杂。但越是如此，事情变得越复杂，也使得“现代化”真假难辨，让很多“伪现代化”的行为，同样可以假借“现代化”之名而大行其道，进而导致了认知和事实层面的混乱。让我们在看待一些政策措施、制度安排、社会现象，乃至自我审视的时候，也会更加模糊，很容易出现一些自相矛盾或模棱两可的情况，时间久了，就导致了“非正常”认知与“非正常”现实。

本报告认为，“现代化”产生于历史演变过程中，它体现的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有其清晰的主线——即“秩序”的变迁，我们称之为“现代秩序”的构建，也是其本质所在。所以，看懂“现代化”，关键在于看懂“现代秩序”。

通过对历史进行考察，我们发现，在现代社会产生之前，或者说，在“传统社会”中，世界上的不同文明、地区、国家之间，虽然看上去彼此差异很大，但实际上，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的，甚至可以说是基本相同。它们共同反映了“传统社会”的一些基本秩序特征，而现代化的转变，正是这些特征发生变化的结果，转变的失败，则是这些特征难以变化的结果。我们将这些特征，概括为三点：

一、“政教合一”，即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秩序合法性，来自他们对“神明”或某些事物的信仰，而这种信仰所产生的教义或者思想，就成为一种绝对正确、独一无二的官方“意识形态”，不容置疑，更不容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和宗教，即统治权力和宗教领导力，不管是在实际的组织架构中，还是在思想上，通常都是合而为一的。

比如，在古代欧洲，罗马帝国于380年宣布基督教为国教，此后整个帝国臣服于基督教神权之下，皇帝不再是至高无上的，而是需要宗教的赋权，即受洗与加冕，基督教也成为帝国唯一且绝对的意识形态，因此，全体臣民需要“统一思想”，如果表达不同思想，就是“异端”，将受到严厉、残酷、血腥的打击。这种秩序特征，也成为西罗马帝国覆亡后，欧洲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的基本特征。再比如，在古代中东地区……在古代印度……（此处因涉及特殊内容而省略）。

当然，这里的“政教合一”所说的“宗教”，并不仅限于狭义上我们所理解的由教主（神明）、教众（信徒）、教所（宗教组织与场所）组成的宗教，也包括起到“宗教”作用（即能够提供道德秩序）的学说，比如古代儒学，它在中国和东亚、乃至东南亚部分地区的历史上，也起到了宗教的作用——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及道德规则信仰，来规范国家和社会秩序。它们的实质是一样的，都为其政治秩序提供背书和精神维护。

其实，如果翻开古代史不难发现，包括欧洲、美洲、非洲、中东、南亚、东南亚、东亚等世界各地区，都曾拥有丰富多样的宗教信仰，而在具体组织中，也通常是政教合一的模式。只不过，其中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秩序、东亚的儒家秩序、中东地区的伊斯兰秩序是最为典型的。而在现代化转变的历史中，这一点的改变极为困难，也成为一个核心难题。

二、“自上而下”，即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因为秩序的合法性来自于对“神明”或某事物的信仰，那么，为了确保这种信仰得到贯彻，也为了以此来维持和强化自身的合法性，相关的制度设计、政策制定和落实，以及对民众的统治等，都是“自上而下”运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也会形成一套相应的官僚体系作为执行力量。所以，我们发现，在这样的体制中，也通常伴随着等级分明的官僚体系，这在很多时候通常体现为繁琐的“礼仪”。所以，通常情况下，越是讲等级的地方，礼仪也越是繁琐和严格。

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基本可以概括为：最顶层是神权（或教权），之下是君权（皇帝或国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君权神授”，再往下是贵族与官僚，是神权与君权意志的执行者，再往下是广大民众，是整个体系的最基础的支撑者。

图1：“自上而下”秩序示意图

在当前的世界上，我们发现，有些国家虽然已经在外在表现上成了“现代”国家，比如名称、物质条件等，但自上而下的这种秩序的模式，并没有改变，从而构成一种“伪现代化”。

三、“个体压制”，在这种环境下，对个体的道德要求或者责任要求，就成为一种必然，而且，这种要求会远远大于对个体诉求的允许，也可以说，对个体的发展是压制性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历史上，绝大多数地区和宗教的典籍，或教育文本里，通常都是将个体纳入到一个严格的道德体系之中，对个人道德进行非常苛刻甚至极端的要求，像在伦理关系、生活习俗、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限制会非常多。今天一些国家中，对个体的道德要求依然大于对其个体诉求的保障，比如强调他们对国家、对领导人、对集体的热爱，远大于对他们的诉求和权益的保障。这同样成了一种“伪现代化”的表现。

那么，“现代秩序”又是什么？

本报告认为，“现代秩序”是与上述传统秩序（在《秩序简史》中称为“古典秩序”）正好相反的秩序。它源于人们对人类个体作为独立存在的发现。

（《秩序简史》为克明德研究所创始人王京涛的专著，是一部从“秩序”视角重新讲述的新的世界史，也是对“秩序”演变历程的讲述。写作与修订时间长达十三年之久。目前，该书已在亚马逊网站出版发行。本书电子版也面向克明德研究所会员提供，详细请扫描文末二维码获取。有疑问请咨询后台）

简短地说：从14世纪开始，西欧在重新汲取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相继发生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被视为重新发现了“人”，意思就是重新看到了“人”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比如，宗教改革发起者马丁·路德主张，人的灵魂的得救仅靠个人的虔诚信仰，而不在于遵从教会规条，这开启了宗教的“个体化”；洛克提出了“人”的四项自然权利：生命、自由、财产和惩罚权，这成了人们后来思考“人权”的起点；霍布斯提出，国家和政府的建立必须遵循自然法、保障人的自然权利，政府的“合法性”，从之前的自上而下的神的意志，变成了对“个体权利”的保障，成了自下而上的人民赋权，等等。到这时，“独立个体”被视为社会秩序的一个基本单位，也成为世界的秩序变革、“现代化”转变的起点。可以说，“现代化”是从发现独立个体开始的，现代化的基础也就是基于独立个体的权利、价值与尊严，而这意味着对传统秩序的颠覆。

正是基于这样的基础，在秩序构建上，人们就是把原本传统的秩序给“颠倒”了过来——从政教合一、自上而下、个体压制，变成了政教分离、自下而上、个体解放，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就构成了“现代秩序”，也就是现代化的核心机制。

图2：现代秩序“公式”

所以，本报告认为，要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不是现代化的，不是看它的经济规模、科技发展和基础设施等“技术面”，而是要看它的“本质面”：它是不是构建起了“现代秩序”，主要标准则是看这三个维度：它是政教合一的还是政教分离的？是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的？是个体压制的还是个体解放的？如果一个国家或社会，已经构建起了现代秩序，即便它的经济还不发达，生活水平还不高，但它依然是一个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处在一种“正常”的发展轨道上。而如果它没有构建起“现代秩序”，那么，即便它标榜自己是“现代化”的，即便它经济规模大、设施先进、科技厉害，也不能说它是现代化的，而且，由于它秩序的强压性、刚性、易变性，也使它的发展的不确定性会很大。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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