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防科技工业是国家战略性产业，长期以来以国有资本为主导。随着全球军事技术加速迭代、新域新质作战力量需求激增，单一依赖国有军工体系的传统模式面临效率瓶颈和创新不足等挑战。引入民营资本参与国防建设，已成为提升军工体系活力、加速技术创新的必由之路。

从全球视野看，世界主要军事大国均高度重视吸引私营资本进入国防领域。美国国防部于2022年成立战略资本办公室（OSC），专门负责引导私营资本流向国防关键技术领域；英国、以色列等国亦建立了成熟的军民协同投资机制。在此背景下，深入分析中国民营资本投资军工领域的现状、机遇与挑战，对于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实现国防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的攻坚之年。中国军工产业正处于从“产能扩张”向“体系强装”转变的关键阶段，民营资本的角色愈发重要。本报告从政策环境、发展现状、典型案例、投资模式、国际经验、风险挑战及趋势展望七个维度，系统梳理民营资本投资军工领域的全貌。

二、政策环境与准入体系

（一）准入制度改革持续深化

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军工准入制度改革，“小核心、大协作”体系逐步确立，民参军门槛显著降低。从“四证”精简为“三证”，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目录不断缩小，为民营资本进入铺平了道路。

2025年新版保密资质管理办法。 2025年7月1日，新版《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质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实现了“放宽门槛”与“收紧红线”的并行设计。核心变化包括：企业成立年限由“3年以上”降至“1年以上”，大幅释放了“专精特新”企业活力；外资限制执行“穿透式审查”，间接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涉密人员数量明确量化标准（不少于10人，且需连续缴纳社保6个月以上）。新办法既回应了民参军领域新兴企业的准入需求，也强化了国防信息安全风险的监管细节。

军选民用装备承制新规。 同期，《军选民用装备承制单位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正式落地，实现了从“三证壁垒”到“承诺准入”的颠覆性突破——取消强制性前置认证，以“保密承诺书+国标质量管理体系（GB/T 19001）”为核心准入标准。注册审查项目从37项精简至12项，注册周期从平均6个月压缩至2个月以内，效率提升67%。整体来看，企业综合成本下降约40%，平均节省认证费用超50万元。新规实施后，中小微企业参军比例同比提升35%，“专精特新”企业贡献的技术专利数量增长超四成。

（二）军工资质条件要点

申请装备承制单位资格的单位需具备以下基本条件：具有法人资格和健全的组织机构；具备与承担任务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设备设施和技术文件；建立并有效运行质量管理体系；资金运营状况良好；具有保密资格或保密条件。同时，法定代表人非中国国籍或具有境外永久居留权、外资控股的企业等情形不予受理。

（三）国家战略的有力牵引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海洋经济产业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明确进一步壮大发展，提出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商业航天等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2026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宏观政策层面对民营资本参与军工领域形成强力支撑。2026年我国国防支出达到19095.6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国防预算的稳定增长为民参军企业提供了持续的需求保障。

三、民营资本投资军工领域的现状

（一）民参军企业数量持续增长

随着自主可控、国产替代的持续推讲，以及“小核心、大协作”体系的确立，民参军企业数量呈现快速上升态势。民参军上市企业由2014年的25家上升至2024年的143家，在军工行业中的占比由37%上升至59%，数量增长态势明显。2025年，民参军企业已占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单位的七成。

地域分布方面，民参军企业主要集中在六大区域：北京、四川省、广东省、陕西省、长三角地区以及两湖地区，在上述区域民参军上市公司中占比达83%以上，集群效应明显。

（二）企业规模与结构特征

民参军企业呈现出“数量多、规模小、位于产业链中上游”的典型特征。从市值和营收角度看，民参军上市公司中50亿以下的占比达48.25%，营收在0-5亿区间的企业占比39%。民参军上市公司数量是军工央国企上市企业的1.46倍，但市值仅为军工央国企上市企业的0.52倍；2023年民参军上市企业的收入、利润分别为军工国央企的0.31倍、0.24倍。

在行业分布上，军工电子领域的民参军企业占比达38%，是最重要的参与方向；军工信息化、军工新材料、零部件加工等领域也较为集中。民参军企业主要定位为军工央国企总装企业的配套供应商，在产业链中上游发挥关键支撑作用。

（三）投资规模与资本流向

从资本市场层面看，民参军企业的资本活跃度明显提升。统计数据显示，仅2025年商业航天领域，民营公司的融资规模屡创新高，9月星河动力完成的24亿元D轮融资位居前列。2026年4月，航空航天ETF净流入资金显著，国防ETF规模持续扩大，机构资金对军民融合领域的配置意愿增强。

2026年军工行业并购呈现“量价齐升”态势，产业整合和拓展新域新质赛道成为两大主线，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的企业或通过反向并购方式上市。这表明资本市场对军工领域的投资路径正在多元化。

四、典型案例分析

（一）凌空天行：民企造出高超音速导弹

2025年11月，四川凌空天行科技有限公司宣布“驭空戟-1000”高超音速导弹研发成功并实现基本型量产，引发广泛关注。该导弹支持500至1300公里射程、5-7马赫飞行速度及360秒动力巡航时间，可针对海上移动平台和各类舰艇实施打击。更具颠覆性的是成本突破：通过选用商用产品（如车规级芯片）、借用工业产线（汽车自动化产线）、利用社会产能（民用建材产能），成本降低至传统方案的十分之一。

相比传统军工集团，凌空天行体现出决策高效、成本可控的显著优势，成为军民融合战略的典型成果。该案例深刻展示了“民参军”模式如何改变中国国防工业生态，也为后续政策进一步推动国企与民企优势产品双向进入供应链体系提供了有力背书。

（二）卓翼智能：军工技术深度引领与资本赋能

北京卓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极少数具备军用无人机“型号论证—研制—批产”全流程经验的民营企业。2025年底，公司顺利完成2亿元人民币C轮战略融资，由世界五百强企业杭州实业投资集团子公司独家投资。

卓翼智能的融资成功，核心在于其军工基因的深度构建。公司长期参与多项军方无人机型号任务研制，在北斗拒止导航定位、高抗风、电磁兼容等核心技术领域形成关键突破，并成功将军工技术转化为民用领域十余款无人智能装备。公司董事长任雪峰以民营企业家身份受邀出席国家级盛典，体现了国家对民营科技企业以军工技术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的高度信任。卓翼智能还多次获得工信部认证、参与国家级演习，构建了从技术到资质再到市场的完整竞争壁垒。该案例充分说明，具备核心技术壁垒的民营军工企业能够获得国家层面和市场层面的双重背书。

（三）科创板与商业航天的资本涌动

2025年以来，中国商业航天领域的民营公司融资持续活跃。星河动力完成24亿元D轮融资，多家商业航天企业在资本市场持续获得资金追捧。2026年被视为中国商业航天大规模量产元年，资本市场的持续流入为民营航天企业从研发向产业化转型提供了关键支撑。

五、投资模式与渠道分析

（一）私募股权融资与风险投资

私募股权融资是民营军工企业重要的资金来源。对于拟上市的军工企业，一般在递交上市申请前完成私募股权融资，包括老股转让和发行新股。军工企业在融资中需重点关注投资人特殊权利条款，如对赌协议、优先清算权等，并确保投资人符合军工企业的股东资格要求。对赌协议原则上应在上市申报前彻底清理，发行人曾作为“对赌义务人”的须确认该安排自始无效。

风险投资在打破“民参军”资金瓶颈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学术研究指出，风险投资可以有效降低民营企业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中的资金壁垒，推动军民融合深入发展。在实操层面，科创板的推出为民参军企业提供了更为便利的上市通道，上市后再融资则为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二）军民融合主题基金

资本市场已形成以军民融合为主题的基金产品体系。中邮军民融合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中航军民融合精选混合型基金等主题基金，专注于投资航空、航天、兵器、船舶、通信、电子、信息安全等领域，为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参与军工领域提供了金融工具。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中邮军民融合基金在当前市场环境中仍有相对超额收益，体现了资本对军民融合长期配置价值的认可。

航空航天ETF产品亦充当了资金流向军工领域的重要渠道。航空航天ETF天弘（159241）截至2026年4月最新规模超11亿元，近30个交易日累计获资金净流入1.68亿元。国防ETF（512670）等产品也持续获得资金关注。

（三）国家军民融合基金与战略投资者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在推动军工企业发展中扮演了战略投资者角色。以金天钛业为例，截至2026年3月31日，国家军民融合产业基金退出十大流通股东行列，国家产业投资基金新进，持有流通股比例30.64%。这一股权变动反映了国有战略资本在不同阶段对军工上市公司的资金配置调整，也折射出产业资本在军工领域的持续活跃。

（四）民营资本参与军工并购

民营企业通过并购切入军工领域的案例日益增多，但操作需高度谨慎。思林杰（688115.SH）历时约16个月筹划收购科凯电子（一家高可靠微电路模块企业）切入军工领域的交易，最终因市场环境变化终止。该案例揭示了民营上市公司通过并购进入军工领域面临的多重挑战：标的公司业绩波动、监管问询深度、交易对价分歧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军工并购的成功需要交易双方在估值、合规、业务协同等方面达成高度一致，也需要对行业周期性有充分预判。

六、国际经验比较

（一）美国：战略资本办公室（OSC）机制

美国在引导私营资本进入国防领域方面具有成熟的制度设计。五角大楼战略资本办公室于2022年成立，2025年发布的最新投资战略聚焦于15个支撑国家安全的工业部门，包括航天器、微电子、先进材料、电池储能及合成生物学等关键领域，通过信贷工具引导私营资本流向国防技术。此外，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国防创新单元（DIU）及中央情报局的风险投资基金In-Q-Tel，形成了一套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应用的全链条资本支持体系。

美国小型企业投资公司关键技术倡议（SBICCT）通过将私营资本与政府杠杆相结合，为国防初创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实现了“不丧失股权独立性的前提下的政府背书”，为小型创新企业进入国防领域开辟了独特路径。美国公私合作中存在的监管复杂性、知识产权归属争议、企业文化冲突等挑战，也对中国提供了镜鉴意义。

（二）启示与借鉴

美国经验对中国的主要启示包括：一是建立专门对接私营资本的国家级战略机构，统筹国防投资引导；二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设计，从早期风投到产业化融资的全周期覆盖；三是构建兼顾安全审查与效率提升的监管框架，降低民营企业进入的制度成本；四是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与利益分配机制，保护创新积极性。

七、主要风险与挑战

（一）行业周期性与需求不确定性

军工行业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十四五”中期调整叠加国际冲突衍生的新战争形态，导致装备需求出现不确定性。民参军企业大多位于产业链中上游，下游需求不足时受到的冲击更加明显。2024年军工行业多因素扰动下，民参军上市企业受到的冲击比军工央国企更为深刻。

（二）产能扩张与效益错配

2021年以来，民参军企业掀起新一轮扩产周期，借助资本市场大规模融资以承接央国企外溢需求。但随着扩产逐步完成，具有相似业务的民参军企业产能快速增长，出现产能过剩及低价竞争的压力，企业盈利能力受到挤压。

（三）资本退出机制不完善

民营资本投资军工领域的资本退出面临特殊困难。军工企业的涉密性质限制了上市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军民融合企业技术涉密性、项目投资周期长、产品定制化和资本退出机制不完善等性质，构成了融资困境的核心要素。科创板的推出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退出渠道，但对处于中上潜的配套民营企业而言，上市门槛依然较高。

（四）外资准入与股权结构限制

军工领域的股权结构要求严格：严禁外国投资者以“直接投资”方式持有申请企业股权；间接投资最终出资比例不得超过20%，且所有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必须为中国公民。这一规定虽然确保了国防安全，但也压缩了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特别是限制了国际资本的参与。民营企业在募资时，需在融资协议中明确“外资持股比例不超限”条款，增加了融资复杂度。

（五）资质维护与合规成本

尽管准入制度改革大幅降低了准入门槛，但“宽进严管”的监管逻辑对企业后的持续合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2025年起审查重点已转向全链条合规能力，涵盖供应链、人员、信息安全等维度。对企业内部管理、信息安全、保密制度等方面的长期维护成本不可低估。

八、发展趋势与前景展望

（一）“三轮驱动”的发展新格局

中国军工产业已从过去依赖国内单一需求的模式，演进为“内需筑基、外贸扩张、民用反哺”的三轮驱动格局。第一曲线——国内军工需求（基本盘）：聚焦“备战打仗”和装备现代化，国防预算稳定增长及装备升级换代提供稳定需求；第二曲线——军贸出海（新引擎）：中国军贸凭借性价比优势和体系化作战能力持续扩大全球份额；第三曲线——军用技术民用化（新边界）：尖端军工技术向民用领域溢出，催生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深海科技等万亿级新产业，形成“军技民用，反哺军工”的良性循环。

（二）新域新质拓展拓宽投资边界

未来五年，军事智能与无人装备、商业航天、燃气轮机与能源升级、可控核聚变、低空经济与国产民机等“大军工”领域将全面拓展行业边界。这些新域新质领域的拓展，将为民营资本提供比传统军工领域更为宽广的投资空间。麦肯锡最新报告显示，全球国防技术领域的投资热度持续攀升，私营资本在无人机、自主系统、量子技术等领域增速尤为显著，中国民营资本在这些赛道同样面临战略机遇窗口。

（三）并购重组与资本市场深化

2026年国防军工行业的并购重组有望迎来“量价齐升”。产业整合及拓展新域新质赛道成为两大核心主线，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的企业或通过反向并购方式实现上市。随着注册制改革的深化和科创板的扩容，民营军工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将进一步拓宽。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拓展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退出渠道，提高直接融资、股权融资比重”，将为民营资本投资军工领域提供更好的退出机制。

（四）智能化与体系化转型加速

民营经济的发展重点正向无人系统、人工智能军工应用等前沿领域加速集中。智能化战争倒逼技术转型，人工智能、量子通信、先进材料正重塑装备研发范式。民参军企业凭借灵活的管理机制和快速的技术迭代能力，在产品研发和响应需求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在军事智能化这一兼具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属性的领域，民营资本的活跃度和创造力将得到更大释放。

九、结论与建议

民营资本投资军工领域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从政策端看，准入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小核心、大协作”体系为民参军企业打开了广阔发展空间。从市场端看，民参军企业数量快速增长、产业地位持续提升，已成为军工行业的重要支撑力量。从资金端看，私募股权融资、主题基金、上市渠道及并购重组共同构成多元化的投融资生态。

与此同时，也必须正视行业面临的挑战：需求受国防预算和地缘政治影响而具有不确定性，军民融合企业的特殊性质使融资和退出面临独特约束，外资准入限制增加了募资难度，产能扩张后的效益匹配问题亟待解决，上市审查中的合规成本持续存在。

面向未来，建议关注以下重点方向：

一是聚焦新域新质赛道。 无人系统、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军事智能化等前沿领域具有较高的增长天花板和技术壁垒，是民营资本最具竞争力突破的方向。

二是重视核心技术壁垒的构建。 在军工领域，技术实力和军工资质是获取军方信任的根本。具有全流程型号经验、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和“国家队”背书的民营企业，更易获得资本市场认可和政策资源倾斜。

三是完善资本退出预期管理。 民营资本在投资军工企业时，应在投资协议中预先设计清晰的退出路径，关注IPO、并购重组及协议转让等多种方式，并充分考量军工审计周期对退出节奏的影响。

四是强化国际视野与比较研究。 借鉴美国OSC、SBICCT等机制的制度设计，探索中国特色的国防战略资本引导机制，推动形成更加成熟和高效的民营资本投资军工领域的政策与市场协同体系。

民营资本作为国防科技工业的“生力军”角色已获广泛认可。随着政策环境持续优化、资本市场工具不断丰富、行业生态日益成熟，民营资本在军工领域的投资空间有望进一步扩大，将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同时实现商业价值的稳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