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美国迎来建国 250 周年，麦肯锡最近发布了《建国 250 周年：美国经济竞争力研究报告》，系统复盘了美国从大西洋沿岸的农业殖民地，成长为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经济体的 250 年发展历程，全面评估了其当前经济竞争力的核心优势、结构性短板与内外部挑战，并提出了巩固竞争力的核心行动议程。

本文以麦肯锡这份核心研究为基础，结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全球创新指数、斯坦福大学《2025 年 AI 指数年度报告》、世界银行、美国劳工统计局、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等权威机构数据，对美国经济竞争力的演进逻辑、现状格局与未来走向进行全面、深度的解读与延展分析，完整还原美国经济竞争力的全貌与核心矛盾。

一、美国经济竞争力的核心优势与全球领先地位

历经 250 年发展，美国当前仍是全球经济竞争力最强的国家，其领先优势建立在企业实力、科技创新、消费市场、制度与禀赋四大核心支柱之上，形成了难以复刻的综合竞争力壁垒。

来源：McKinsey: At 250, sustaining America's competitive edge

（一）全球顶尖的企业领导力与资本市场统治力

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构成了美国经济竞争力的微观核心。全球市值与营收前 100 的上市公司中，美国企业占比超过半数，从初创企业到跨国巨头，均能吸引全球市场的超额资本流入。当前美国企业持有全球超 50% 的公开股权融资，获得全球 50% 以上的风险投资，2024 年美国占全球并购交易总价值的 57%，同时孕育了全球半数的独角兽企业。

企业估值与市场地位的背后，是美国企业领先全球的经营效率与增长能力。在 G20 经济体中，美国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与生产率增速均位居首位；与欧洲同规模企业相比，美国大型企业的投资资本回报率高出 30%，营收增速高出 50%。外资对美国市场的信心持续走强，2022-2025 年美国公告的绿地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 2015-2019 年实现翻倍，年规模超过 2000 亿美元，成为全球实体产业投资的核心目的地之一。

（二）持续领跑全球的科技创新与前沿技术布局

科技创新是美国经济竞争力的核心护城河，也是其 250 年来持续实现增长跃迁的核心动力。过去 250 年里，全球 100 项最具影响力的创新成果中，76 项至少部分诞生于美国，由美国科研人员与产业界完成研发与落地。

在研发投入层面，2021-2024 年美国私营部门对前沿技术的投资规模超过 1 万亿美元，同期联邦政府研发配套资金超过 500 亿美元，形成了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的研发投入格局。在创新产出层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美国长期位居全球前列，在量子计算、高性能电池、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美国的技术储备与商业化能力均处于全球第一梯队。在创新生态层面，美国形成了以硅谷为代表的产学研协同体系，《拜杜法案》等制度改革推动了风险投资与创业浪潮的兴起，实现了基础科研成果向商业应用的快速转化，成为全球创新生态的标杆。

来源：McKinsey: At 250, sustaining America's competitive edge

（三）高收入支撑的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优势

消费是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引擎，而居民收入水平的领先优势，为消费市场的持续繁荣提供了底层支撑。过去 100 年，美国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始终超过其他所有大型经济体；在全球人口超千万的国家中，美国的人均 GDP（购买力平价口径）位居全球首位。

收入结构的顶层优势尤为突出：美国收入前 10% 群体的薪资水平，较欧洲主要经济体与加拿大的同层级群体高出 10%-50%；收入前 40% 的群体，收入水平高于欧洲主要经济体的同层级群体；收入前 20% 的群体，收入水平超过加拿大同层级群体。高收入群体的规模优势，推动美国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层次最丰富的消费市场，而消费市场的繁荣又反向推动企业创新与生产率提升，形成了 “收入增长 - 消费扩张 - 产业升级” 的正向循环。

（四）历史积淀的自然禀赋与制度基础优势

美国经济竞争力的底层根基，来自于建国初期便具备的自然禀赋，以及 250 年间持续迭代的制度体系，二者共同构成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保障。

在自然禀赋层面，美国自建国之初便拥有远超欧洲国家的发展空间与资源优势。1776 年，美国 13 个州的国土面积达 43 万平方英里，是英国本土面积的近 5 倍，而当时英国人口规模是美国的 3 倍以上，广袤且肥沃的可耕地为农业竞争力奠定了基础。同时，美国拥有得天独厚的航运条件，沿岸屏障岛形成的近海航道与内陆河网，大幅降低了长距离运输成本，仅 1803 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后完全贯通的密西西比河水系，便拥有超过 6000 英里可通航驳船的航道。进入工业化时代后，美国丰富的煤炭、石油、铁矿等化石能源与矿产资源，又为工业崛起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保障。

在制度体系层面，美国通过持续的制度迭代，为经济增长与创新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1862 年《莫里尔土地赠与法案》推动美国公立大学体系从 24 所扩张至 1900 年的 100 多所，建立了聚焦应用科学研究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为产业发展输送了大量人才与技术成果。工业革命时期，美国建立了全球最早的工业研发实验室体系，实现了发明创造的专业化与产业化；福特流水线等流程创新，推动生产效率与工人薪资实现双重跃升。在市场监管层面，《谢尔曼反垄断法》《克莱顿反垄断法》的出台，遏制了垄断对市场活力的侵蚀；1913 年美联储的成立，构建了现代金融稳定体系；大萧条后的罗斯福新政，重塑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从 1910 年的 2% 升至 1945 年的 37%，此后始终未低于 20%，政府在经济稳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领域的作用持续强化。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本土的地理隔离优势使其免受战争直接破坏，工业产能与经济实力在战后实现跨越式提升，主导建立了战后全球经济贸易秩序，进一步巩固了全球经济话语权。

二、美国经济竞争力面临的核心短板与结构性挑战

尽管美国仍保持全球经济竞争力的头把交椅，但麦肯锡报告明确指出，其经济体系正面临制造业衰退、收入分化、地缘竞争加剧、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等多重结构性挑战，这些挑战正在持续侵蚀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根基。

（一）制造业全球领导力持续衰退，供应链安全存在显著缺口

制造业是美国经济竞争力最早的核心支柱之一，也是当前其短板最突出的领域。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开始扩张工业产能，2000 年后实现规模化提速，并于 2010 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产出第一大国。当前中国制造业产出占全球比重接近一半，而美国仅为 11%，全球市场份额出现断崖式下滑。

在国内经济结构中，美国制造业的权重也持续收缩。过去 50 年，制造业占美国 GDP 与就业的比重从 20% 以上降至当前的 10% 以下，制造业就业规模的缩减对应约 1900 万中等收入岗位的流失。这些流失的岗位大多是支撑中产阶级的核心岗位，其缺口仅部分被知识经济的高技能岗位（如软件、金融）与低技能服务业岗位（如家政服务）填补，直接导致 2000-2018 年美国中等收入区间的岗位占比下降 6 个百分点，中产阶级规模持续收缩。

供应链安全的风险同步凸显。当前美国 40% 的进口商品（规模超过 1 万亿美元）被认定为关键品类，这类商品直接关系到供应链的韧性、多样性与安全性，是经济繁荣与国家安全的核心保障，而美国在这类品类上对海外供应链的依赖度居高不下。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仍是全球第二大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年产出达 7.3 万亿美元，就业规模接近 1300 万人，在半导体、电气化、机器人与自动驾驶系统等未来核心产业领域仍具备坚实的产业基础，这也是其未来重塑制造业竞争力的核心依托。

（二）收入分化持续加剧，包容性增长严重缺失

美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分配失衡，已成为其社会与经济体系最核心的矛盾之一。尽管美国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全球领先，但收入后 50% 群体的收入水平，显著落后于欧洲主要经济体与加拿大，美国也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收入前 10% 与后 50% 群体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过去 50 年，美国居民收入的增长呈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尽管所有收入层级的群体均实现了实际收入增长，但市场收入（薪资与资产收益）的增长绝大部分集中于收入前两个五分之一的群体；对于后 60% 的居民，其收入增长更多来自政府转移支付而非薪资增长，其中中间五分之一的群体，整体收入增速为全阶层最低。收入分化的持续扩大，不仅侵蚀了美国社会的稳定性，也削弱了消费市场的长期增长潜力，打破了此前 “全民收入增长 - 消费扩张” 的正向循环，使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大幅下降。

（三）前沿技术领域地缘竞争加剧，领先优势持续收窄

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正面临来自中国的快速追赶，在多个关键技术与科研领域，中国已实现反超，全球科技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在高端制造与产业化领域，中国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了从低成本商品生产，向电动汽车、光伏等复杂资本密集型产业全球领导者的跨越，这种产业升级正从制造业向研发密集型领域延伸。在生物技术领域，中国药物发现领域的产出自 2013 年以来增长超过 10 倍，2024 年中国临床试验数量、临床阶段分子数量均已超过美国，生命科学产业不再局限于生物类似药与仿制药，而是在创新生物药研发领域跻身全球前列。

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仍拥有全球最先进的 AI 大模型，聚焦于屏幕端的文本、图像生成等产品化应用；而中国工业机器人的保有量超过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AI 发展更聚焦于物理世界的场景落地，推动智能设备实现实时感知、决策与执行。典型应用包括融合 AI 的工业机器人、机载实时数据分析的无人机、车端核心智能驱动的自动驾驶汽车，在 AI 的实体产业化应用层面已形成差异化优势。

在基础科研领域，中国的科研实力实现跨越式提升。2017-2023 年，中国在机器学习、量子传感器、先进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对抗性 AI、自然语言处理、高性能计算等领域的高被引研究数量超过美国，此前中国已在动力电池、先进磁性材料等领域实现领先，还研发并发射了全球首颗量子卫星。在顶尖科研人才流动方面，尽管全球高被引科研人员最密集的城市大多位于美国，但 2019-2023 年，北京的高被引科研人员净流入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人才吸引力持续增强。

（四）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凸显

过去二十年，美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之一是劳动总工时的增长，而当前生育率持续下降带来的人口老龄化，正在打破这一增长逻辑，劳动力短缺已成为全行业面临的共性问题。

美国劳动力的老化趋势已覆盖几乎所有行业，当前几乎所有职业的劳动力平均年龄均高于 15 年前。其中，20% 的建筑工人年龄超过 55 岁，该比例较 2010 年上升了三分之一；25% 的医疗支持人员年龄超过 55 岁，该比例较此前上升了近 50%。从高技能的工程师、科研人员，到低技能的建筑、服务人员，全行业均出现了显著的用工缺口，尤其是医疗、建筑等难以实现自动化、生产率增速长期低迷的行业，劳动力短缺问题更为突出。

（五）基础设施与能源体系存在短板，财政可持续性承压

美国基础设施的老化与投资不足，已成为制约经济竞争力提升的重要瓶颈。在能源领域，电网的稳定性与容量存在显著缺口，需要发电企业与区域电网运营商加强协同，通过部署需求响应系统等成熟技术快速提升电网承载能力；新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面临多重供应链瓶颈，包括审批流程繁琐、变压器等核心设备产能不足、工程技术与建筑工人短缺等问题。除能源基础设施外，美国的桥梁、港口、光纤通信等传统与新型基础设施，均存在老化严重、投资不足的问题，无法充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需求。

在财政与经济安全层面，美国高额的国家债务，已威胁到政府在国防、科技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能力，以及应对突发危机的财政空间。同时，全球贸易体系因地缘政治冲突持续碎片化，美国国防供应链的多个关键环节存在产能缺口，关键商品的本土制造能力不足，直接影响了经济与国家安全的长期韧性。

三、美国经济竞争力 250 年的演进历程与核心驱动逻辑

美国经济竞争力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 250 年间经历了四个清晰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均形成了适配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完成了经济结构的跃迁，也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埋下了挑战的伏笔。

（一）第一阶段：建国初期至 19 世纪中后期 —— 农业竞争力奠基与工业化萌芽

这一阶段是美国经济的起步期，核心竞争力来自于得天独厚的农业禀赋，同时完成了工业化的早期积累。依托广袤肥沃的可耕地，美国农业生产率实现全球领先，当时美国居民人均卡路里摄入量是西欧国家的 1.4 倍，人均身高高出 2-3 英寸，人均寿命也长于英国居民，人口福利水平显著高于欧洲国家。

轧棉机、机械收割机等核心发明，直接解决了棉花与小麦生产的核心痛点，大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对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英国纺织业的爆发式需求，棉花、水稻、粮食等农产品成为美国出口的核心品类，奠定了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早期地位。同时，蒸汽船的发明与商业化应用，大幅提升了内河航运效率，推动了全国市场的形成；“美国制造体系”（可互换零件）的出现、工业研发实验室的萌芽，为后续工业化发展埋下了伏笔。1862 年《莫里尔土地赠与法案》的出台，启动了美国现代公立大学体系的建设，推动高等教育聚焦农业与应用科学研究，实现了科研成果向产业端的快速扩散。

（二）第二阶段：19 世纪中后期至二战前 —— 工业化崛起与全球工业领导权确立

这一阶段是美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关键期，最终确立了全球工业产出的领导地位。核心驱动因素来自四个方面：一是丰富的煤炭、石油、铁矿等化石能源与矿产资源，为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二是铁路网络的爆发式扩张，1832 年美国铁路里程已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巅峰时期铁路建设年资本支出占 GDP 的 4%，铁路网络打通了全国市场，实现了生产的规模效应，也实现了资源从矿区向工厂的高效运输，1899 年美国成为全球煤炭产量第一大国，同时也是全球首个实现商业石油开采的国家；三是持续的移民潮，1850-1910 年平均每年约 42 万移民进入美国，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与消费市场；四是技术与管理创新的持续突破，工业研发实验室实现了发明创造的专业化，诞生了电灯等颠覆性产品，福特流水线等流程创新，推动生产率与工人薪资实现双重跃升，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职业经理人群体逐步成型。

在制度层面，这一阶段美国完成了从自由放任向政府适度干预的转型。反垄断法律体系的建立，遏制了垄断对市场活力的侵蚀；美联储的成立，构建了现代金融稳定体系；大萧条后的罗斯福新政，大幅提升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重塑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战后政府主导的研发投入与产业政策奠定了制度基础。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本土的地理隔离优势使其免受战争直接破坏，工业产能全面动员，战后经济与军事实力实现跨越式提升，1950 年美国 GDP 占全球比重达 27%，成为全球经济与工业的绝对领导者。

（三）第三阶段：二战后至冷战结束 —— 科技引领与中产阶级全面扩张

这一阶段美国经济竞争力的核心，从工业规模转向科技创新引领，同时实现了经济增长成果的全民共享，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核心主体。在研发层面，美国通过 DARPA、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推动国家研发投入达到新的高度，实现了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等底层技术的颠覆性突破，英特尔、微软、苹果等全球科技巨头相继崛起，科技行业推动美国生产率增速远超 G7 其他国家。

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与持续提升的居民受教育水平，推动美国家庭收入持续上涨，中产阶级规模快速扩大，城市化与郊区化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美国梦” 的核心内涵转变为郊区独栋住宅、家用电器与家用汽车，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同时，美国主导建立了战后全球经济贸易秩序，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与领导地位。

（四）第四阶段：冷战结束至今 —— 知识经济主导与全球竞争力格局重构

1991 年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军事与经济超级大国，经济竞争力的核心逻辑发生根本性转变，从制造业主导转向知识经济主导，金融、软件开发、研发服务、知识产权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成为美国经济竞争力的核心载体。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企业发明并商业化的个人电脑，开始重塑全球生产与生活方式，互联网的普及进一步推动了全球通信与贸易的变革。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美国企业逐步向价值链上游迁移，聚焦于高附加值的软件开发、系统设计、知识产权运营等环节，将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外包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半导体产业也形成了 “本土设计、海外制造” 的产业格局。这一分工模式推动美国企业实现了利润率与估值的持续提升，但也直接导致了制造业本土产能的持续流失，2010 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美国制造业在全球与国内经济中的权重持续收缩。

值得注意的是，2019-2024 年美国生产率增速达 2.1%，是 2010-2019 年增速的两倍，高于 G7 其他所有国家，科技行业仍是美国生产率提升的核心动力，知识经济的效率优势仍在持续释放。

四、巩固美国经济竞争力的核心行动议程

针对美国经济竞争力面临的结构性挑战，麦肯锡报告提出了覆盖短期与长期的核心行动议程，核心目标是补齐发展短板、巩固领先优势，在全球地缘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提升美国经济的韧性与长期增长潜力。

（一）全面升级能源体系与基础设施

能源与基础设施是经济竞争力的底层支撑，也是美国需要优先补齐的短板。在能源电网领域，核心举措包括三方面：一是加强发电企业与区域电网运营商的协同合作，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二是快速部署需求响应系统等成熟技术，快速提升电网的承载能力；三是系统性解决新能源基础设施的供应链瓶颈，推动审批流程改革，扩大变压器等稀缺设备的本土产能，针对工程师、建筑工人等紧缺群体开展定向技能培训。除能源基础设施外，美国还需加大对桥梁、港口、光纤通信等传统与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补齐硬件短板，为产业升级与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基础保障。

（二）重塑制造业竞争力，保障关键供应链安全

依托现有 7.3 万亿美元的制造业基础，美国需要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本土化转型，重塑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核心方向包括：加大对半导体、电气化、机器人、自动驾驶系统等未来核心产业的本土产能投资，推动高端制造环节回流；针对国防与经济安全相关的关键品类，通过战略储备、供应链多元化、本土产能定向投资等方式，补齐产能缺口，降低对海外供应链的过度依赖，提升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性，平衡经济效率与国家安全的双重目标。

（三）持续巩固科技创新的全球领先地位

科技创新是美国经济竞争力的核心护城河，需要通过多维度举措保持全球领先优势。一是持续加大前沿技术的研发投入，衔接私营部门超万亿美元的产业投资与联邦政府的基础研发资金，强化在量子计算、高性能电池、航天技术、人工智能等核心领域的技术优势；二是持续完善产学研协同机制，延续硅谷等创新生态的优势，推动基础科研成果的商业化转化，提升研发投入的产出效率；三是应对全球科技竞争，保持创新生态对全球顶尖人才的吸引力，巩固在前沿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应对其他国家的技术追赶。

（四）破解劳动力结构性矛盾，补充人力资本供给

针对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短缺的核心挑战，需要从供给与需求两端同步发力。一是针对工程、建筑、医疗、高端制造等紧缺领域，开展定向职业技能培训，快速填补劳动力缺口，提升劳动力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二是优化移民政策，吸引全球高技能人才流入，补充高端劳动力供给，同时保持美国创新生态的人才优势；三是推动医疗、建筑等低生产率行业的自动化与数字化转型，缓解用工短缺的同时，提升全行业的生产率水平。

（五）推动包容性增长，弥合收入分化鸿沟

包容性增长是美国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核心前提，需要扭转收入分化持续加剧的趋势。核心举措包括：通过薪资制度优化、税收政策调整，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薪资收入占比，让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广泛地惠及全体居民；加大公共服务均等化投入，提升底层群体的发展机会；推动中等收入岗位的扩容，扭转中等收入岗位占比持续下滑的趋势，扩大中产阶级规模，重新激活 “收入增长 - 消费扩张” 的正向循环。

（六）保障财政可持续性，强化国家经济安全韧性

在财政层面，需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控制国家债务规模的同时，保障国防、科技基础设施、关键产业扶持等核心领域的投资能力，提升政府应对突发危机的财政空间。在经济安全层面，需要应对全球贸易体系碎片化的挑战，重构符合美国利益的全球经贸与供应链体系，补齐国防供应链的关键缺口，在全球地缘经济竞争中，平衡经济效率与国家安全，提升美国经济体系的长期抗风险能力与韧性。

五、结论与展望

历经 250 年的发展，美国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持续迭代的制度体系、引领全球的科技创新、充满活力的企业生态，从大西洋沿岸的 13 个农业殖民地，成长为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经济体，当前仍是全球经济竞争力最强的国家。

但与此同时，美国经济体系正面临多重结构性挑战：制造业全球领导力持续衰退，供应链安全存在显著缺口；收入分化持续加剧，包容性增长严重缺失；前沿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被持续追赶，地缘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人口老龄化带来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基础设施老化与高额债务制约长期增长潜力。这些挑战正在持续侵蚀美国经济竞争力的根基，也决定了其未来增长的上限。

展望未来，美国能否延续 250 年的经济增长奇迹、巩固全球经济竞争力的领先地位，核心在于能否有效破解上述结构性矛盾。只有在保持科技创新领先优势的同时，重塑制造业竞争力、弥合收入分化、补齐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短板、实现更具包容性与韧性的经济增长，美国才能在全球地缘经济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继续保持其全球经济的核心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