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群”与“链”视角对比

如果时钟拨回20年前，产业集群的概念应当是最炙手可热的：意大利式产业集群和美国硅谷高新技术产业园是经济学或管理学教材上的经典案例；产业集群发展程度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地方政府制定政策引导区域产业集群形成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政策目标，等等。

时过境迁，“产业链”取代“产业集群”，成为最强势的产业视角与舆论焦点。西方经济学或管理学语境下更多的是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的概念确实是更多围绕中国语境产生使用的，所以会有一些学者将其界定为一个中国特色概念。

如果将“群”和“链”作个概要对比，两者可能可以区分如下：

产业集群结构上更注重“横向”视角，集群因为禀赋或偶发因素“自发形成”，逐渐因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逐渐成长发展，研究或实践侧重于产业集群的经济导向，或者说强调产业经济性。生产经济性与资源聚合性是探究与构建产业集群的重要因素，产业集群更讲究“活跃度”与“活力值”，因此中小企业是产业集群的重要着眼点。市场重于政治，规范与认知制度维度更为重要，规制维度上地方政府影响较大。

产业链结构上更强调“纵向”视角，在已有产业基础上，从国家或区域的角度考虑产业链条上不同环节的“主动塑造”，显然政治味道更重，或者说强调的是产业话语权。服务于国家/区域竞争格局是“产业链”概念与生俱来的使命，因此讲“韧性”多，“链长”或“链主”等核心企业的重要性被提到很重要的位置。政治重于市场，显然规制制度维度更加重要，且涉及政府层级会更高。

2.视角转化的探讨

产业问题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因此，从“产业集群”到“产业链”，本质上是一场融合了市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拉锯。

40年的全球产业转移已然到了新周期，土地、劳动、环保、市场等成本的上升天然要求生产制造环节向新的成本洼地转移，换言之，日式“雁型模式”到了增加或转换新雁的时候了。

但遗憾的是，雁行模式遇到了新情况：

庞大的中国体量短时间内难以找到完全承接者，庞大的劳动力与独特的文化形成的“世界工厂”几乎无法复制；

产业转移往往意味着国家的“阶级”跃升，西方还无法容纳接受一个体量如此巨大且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政权国家，这可能需要巨大的利益让渡才能实现；

产业转移往往伴随着政治影响力输出，这当然会挑战既有的国际利益格局或者所谓的政治势力范围；

新工业革命并未如期到来，叠加国内各种压力，找不到新经济增长点的中国更倾向于延缓产业转移；

意识形态之争往往无法用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衡量，在当前国际政治斗争之下，控制产业链更具国家安全价值与国际话语权。

3.一些思考

一是产业基础、环境语境发生了变化，转型是要少讲或不讲的。从“群”到“链”，不仅是概念的变化，背后更是环境与语境的深刻变化，无论政企或其它市场参与者，20年前最热的“转型”这个词显然已经不适应新时代了。工作目标与要求当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还是要有相应的新思路、新做法。

二是更高级别政府可以多谈“链”，地方政府还是要多着眼于“群”。回归到产业层面，“产业链”这个概念当然很重要，但它的政治语境决定了这是更高层级战略的考虑。地方的角度，要在“链”上找准自己的定位，把“群”的功夫做深做实做细，那才能在更大格局中作出自己的亮点和实绩。

三是企业家脑子不要热，要多想“生存”，创新重于创业。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从来不会因为是“群”或“链”的概念而发生变化，但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约束影响或企业家精神对制度环境的理解适应是必然课题。在产业环境不甚明朗的时候，“生存”比“发展”更重要，“创新”比“创业”更安全。